康熙朝奏折和来华西方传教士
【原文出处】南开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津
【原刊期号】200301
【原刊页号】11～17
【分 类 号】K24
【分 类 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200303
【英文标题】Memorials to the Throne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Kangxi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to China of the Time
  Bai Xinliang
  （Institute of History Research,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文章日期】2002-07-24
【 作 者】白新良
【作者简介】白新良，南开大学历史研究听，天津　300071
    白新良（1944- ），男，河北正定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清史研究。
【内容提要】康熙朝满、汉文奏折中有关来华西方传教士的部分，是研究当时中西关系的重要史料。经过笔者清理，其中载录来华西方传教士己达一百余人，一些人的汉文名字还为他书所不载。另如教皇特使多罗离京时间、康熙帝致罗马教皇信函颁发时间等重要问题也都因奏折所载内容应然而解。除此之外，康熙朝奏折还从新的角度反映了当时在华西方传教士的具体活动内容和康熙帝积极招徕挟有专技的西方传教士来华献技的情形。同时，还详细显示了礼仪之争后康熙帝为争取教廷对中国立场的理解而三次遣使、四次致书及由允许传教到部分禁教再到全面禁教的全过程。这些表明，研究康熙时期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和清朝政府有关政策的转变，康熙朝满、汉文奏折有着极高的价值。
【英文摘要】The writer finds in the materials of the memorials to the throne of the Emperor Kangxi's reign in the Qing Dynasty:（a）some of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to China omitted in other writings in Hanese;（b）a lot of events of which the dates are in want of making clear a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memorials;（c）Emperor Kangxi's attitude toward the missionary from the west had changed in some extent,especially for those with knowled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after Charles Maillarb de Tournon came to China in 1705;（d）In order to gain the cognition of China's stand point,emperor Kangxi had for three times sent envoy to and for four times delivered letters to the Holy See;（e）The witter deems highly of the memorials to the Emperor Kangxi（both in Hanese and Manchu） as the valuable materials in studying the activities of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to China in times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Kangxi.
【关 键 词】康熙朝奏折/西方传教士/礼仪之争/康熙帝
    Memorials to the Trone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Kangxi/Western Missionary/The Controversy of Ceremonials/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参考文献】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8册[Z].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3]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8.
    [4]陈垣（辑录）.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M].北京：故宫博物院，1932.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王右当

    中图分类号：K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3）01-0011-07

康熙时期，由于对外政策开放，西方传教士来华也进入了高潮，前后不下三百余人，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和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而，有关这一课题研究，一直长兴不衰。但是，由于前此各种研究，极少使用康熙朝满汉文奏折，致使其中一些问题的探讨难以深入或不得其真。经由笔者翻检，这一时期，涉及西方传教士的满汉文奏折约有一百六、七十份。其中一些内容，还为其他史料所不载；有些史实，即便其他资料有所记载，亦因与奏折所载详略、角度不同而可以彼此印证，互相补充和纠正。因著此文，以求正于研究方家。
    首先，康熙朝满汉文奏折揭载了不少有关西方传教士的新资料，其中一些为他书所未及，有的还可纠正前人研究之误失。即以其中载录之西方传教士汉文名字而言，已有不少人名并不见于其他资料。据统计，康熙朝满汉文奏折及内容形式均与之相同的陈垣先生辑录的《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三书载录来华西方传教士共一○八人。以来华先后为序，康熙朝以前为：汤若望（天启二年）、利类思（崇祯十年）、安文思（崇祯十三年）、汪儒望（顺治八年）、南怀仁（顺治十六年），康熙朝有：闵明我（闵明鄂）（康熙八年）、徐日升（十一年）、罗历山（十七年）、苏霖（苏琳）、孟由义（二十三年）、安多（二十四年）、白晋（伯金、博津）、洪若翰、刘应（刘英）、张诚、陆若瑟（卢若瑟）、卫方济（二十六年）、郭天庞（二十七年）、何大经、李国正（李国震）（三十年）、纪理安（吉利安）、鲍仲义（保仲义、宝仲义）、（三十三年）、艾逊爵（艾若瑟）、林安（林安多）（三十四年）、曾类思、高尚德（三十五年）、宠嘉宾（彭洼宾）、毕登庸、龙安国、瞿良士（三十六年）、马若瑟、巴多明、雷孝思、李若瑟、李约瑟、利国安（二十七年）、薄贤上、殷弘绪、傅圣泽（富生哲）、罗德先（罗得贤）（三十八年）、樊继训（范吉勋）、郭中传、穆经远（慕敬远）、聂若望（三十九年）、杜德梅（杜德美）、戈维理、沙守信、汤尚贤、陆伯嘉（鲁伯佳）（四十年）、冯秉正、宠可修（宠可秀）、索诺（索玛诺）（四十二年）、费隐（费茵）、张安多、多罗（多乐）（四十四年）、石可圣（石可胜）、德玛诺、林济格（林吉格）、公类思（孔禄食、孔鲁士、宫鲁士）、利奥定、麦思理、魏弥喜（魏弥格、威格尔）（四十六年）、郭多禄、阳秉义（杨秉义）、麦大成（莫大成、默大成）、穆泰、穆德我、单爻占（山遥瞻）、杨广文、马国贤、德理格（德里格、德立格）（四十九年）、穆德奥（五十一年）、郎士宁（郎世宁、郎宁世）、罗怀忠（五十四年）、严嘉乐（颜家楼）、戴进贤（五十五年）、安泰、倪天爵（倪天桥）、陈忠信、徐茂升（徐茂盛）（五十八年）、何济格、费理伯（费理薄）、贾蒙锋、席若汉（席若翰）、夏历三、嘉乐（加乐）、陆嘉爵、罗本多（五十九年）、法良，利博明（利白明）、徐安善（六十年）、宋君荣、扬保（六十一年）、艾国祥、艾约瑟、毕天祥（毕天香）、白若翰、聂云龙、安怀仁（安怀信）、方西满、毕安、沙国安、严当（领dāng＠①、严党、闫当）、高庭永（高庭用）、景明亮、依格安当、王国真、陆吉柱（未详康熙何年）、刘蕴德、樊守义、陈修（以上三入皆中国教徒）。其中，除多数人载录于法国学者荣振华听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和方豪听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等书外，尚有艾国祥、白若翰、陈忠信、法良、郭多碌、景明亮、贾蒙铎、利奥定、穆德奥、麦思理、穆泰、穆德我、王国真、陆吉柱、徐安善、席若汉、夏历三、杨保、依格安当、高庭永、方西满、艾约瑟、杨广文等二十三人未予收录（注：以上二十三人分见于《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54、279、473、475、710、711、736、2779、2890、2938、2943、2992诸条；《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872、882、2032、2089、2090诸条；《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之四。）。其原因，笔者估计，一是如同《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译者的话》所称，因为资料缺乏，没有找到其汉文名称；二是上述各书于康熙时期来华西方传教士收录不全。不管是属于哪一种情况，康熙朝满汉文奏折都为这一课题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并可推动有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除此之外，利用康熙朝满汉文奏折还可纠正前人研究之误失。如20世纪30年代初，陈垣先生将故宫所藏有关西方传教士部分档案资料辑为《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一书，同时，还对各件文书颁布时间及其中所载史实进行了一些考辨。由于康熙朝满汉文奏折翻译、刊印行世，现在看来，其中不少成就固然经得起时间考验，显示了一代学术大师过人的学识，但是也有一些内容有欠准确甚至失误。如《文书》首篇《康熙为白晋事谕多罗》的书写时间，陈垣先生定于康熙四十五年春初。而据《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949条及其附件，则似较陈垣先生所定时间稍晚为妥，大致应在该年春末夏初。又如多罗何时离开北京，陈垣先生定于康熙四十五年六月[1]（《叙录》）。而据《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915、916、3880条综合考察，至是年七月十七日多罗尚滞留北京。而且康熙帝朱批尚弥：“今临近刮北风，恐伊犯病，仍准其预定日期起程可也。”[2]（第3880条）可以推定，多罗离京时间是在该年七月下旬。又如《文书》之八《康熙谕广东巡抚调查费理薄是否教王差使》，陈垣先生定为作于康熙五十六年。而后，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马国贤传》亦随此说[3]（《马国贤传》）。而据《康熙朝汉文未批奏折汇编》第2885、2886两条，费理伯、何济格于康熙五十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始行抵华并即由广东巡抚差人伴送于九月十六日抵达北京。故知该谕颁市时间应在该年九月十六日至赉折兵丁返回广州的十一月初七日之间。扣除赉折兵丁路上奔走时间，此谕颁市时间当在康熙五十九年九、十月之交。还如《文书》之九《康熙谕新来西洋人探问艾若瑟去信消息》，康熙帝命将“武英殿等处监修书官伊都立、王道化、赵昌等字寄与自西洋来的众人“文书”兼上西洋字刊刻，用广东巡抚院印书，不封缄，凡来的众西洋人，多发与带去”[4]（之九）。陈垣先生以“此件与前件（指《文书》之八）同装一匣，且纸式字体及传旨之人大概相同，前件既在五十六年，此件亦当相去不远”，因定颁谕时间为康熙五十六年[4]（《叙录》）。而据《康熙朝汉文未批奏折汇编》第2640、2669两条，两广总督杨琳分别奏称：“五十五年十月内，奴才接武英殿监修书官伊都立等奉旨发来红字票，着用巡抚关防，发与各洋舡上舡头体面人带与西洋教化王去”，“据红毛舡上人向广州庄堂之西洋人李若瑟说，五十五年带去与西洋软化王红字票，已于五十六年十月内到大西洋。教化王见了红票，已差人前往部令府去传艾若瑟。闻得俟艾若瑟一到罗玛府教化王处。就要差西洋大人同艾若瑟来中国复命请圣安”等语，可知该谕颁布时间应在康熙五十五年九、十月间。凡此种种，都是有赖于康熙朝满汉文奏折，才得以发现并获解决的。

其次，康熙朝奏折还对西方传教士尤其是服务于宫廷的西方传教士的具体活动多所反映。前此，有关这方面的史实记载多是西方传教士书简等一面之辞，而康熙朝奏折中的有关史料则可证明，传教士所记一些史料固然不谬，但是亦时有夸饰不实之处。从康熙朝奏折中可见，康熙中期以后，服务于宫廷的西方传教士主要活动大致是译书、治历、绘制全国地图和为人治病。其中之译书，一是自康熙五十年五月至次年二月，由白晋翻译、注释《易经》、《河图洛书》。由于该书内容艰深，义奥难读，而作为一个西方传教士，白晋又力图将其与天主相联系，因而搞得不伦不类，以致多次受到康熙帝的批评，最后不得不从江西请来通晓《易经》的西方传教士傅圣泽，才使其事得以继续（注：参见《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716、1719、1724、1725、1731、1734、1738、1741、1752、1755、1759、1760、1766、1768、1858、1861、1866、1868等条。）。康熙五十二年六月，康熙帝又组织西方传教士集体翻译《数表问答》，因为参与其事的纪里安、阳秉义、傅圣泽、杜德梅等皆于数学造诣颇深，故而很快杀青[2]（第2173、2178、2180、2192条）。关于治历，由于康熙帝早年勤奋学习兼之以重视实地观测，而来华传教士观测依据理论和仪器当时尚不精密，故而康熙帝有时还能发现西方传教士推算错误并对其进行指导。如康熙五十五年五月，西方传教士闵明我、纪里安等推算错误，经康熙帝指出后，闵明我等承认前此“苟且粗算便奏”，“不胜惶愧”[2]（第1728、4170条）。关于治病，从奏折中可见，西方传教士中之大夫既服务于宫廷，亦有时受命外出，为一些督抚大员诊治疾病。如康熙四十二年十一月，康熙帝遣西洋大夫至西安为川陕总督华显治病[2]（第561条）。四十九年五月，又有西方传教士罗德先、保永义（鲍仲义）为休致都统达尔善之子治疗漏疮等[2]（第1589条）。关于绘制全国地图，由于是康熙后期的一项大工程，相当一批西方传教士参与其事，康熙帝也十分关心，对其工作多次给予具体指示。如康熙五十二年五月，他即颁旨：“往河南画舆图去的官拜唐阿、西洋人不必回来，就从彼处往浙江舟山等处、福建、台湾等处画去。但走海时着伊等谨慎，看好天色时节，不必急了，须要仔细。再下旨与他们，伊等若画完一省，将舆图就交与该抚，着家人好生送来。”[1]（第1476条）同年十二月，又朱谕江西巡抚佟国襄将“画图人员行事如何，据实奏来”[1]（第1491条）。在他的关心下，康熙五十二年到五十四年，浙江、江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地图先后绘制完毕。同时，依据奏折，还可知道，西方传教士麦大成、汤尚贤参加了江西、两广等省地图的绘制；费隐、雷孝思、单爻占参加了四川、云贵、湖广地图的绘制[1]（第1610条）。所有这些，有的可与西方传教士记载互相印证补充，有的还可纠正其夸饰及谬误。
    再次，康熙朝奏折还相当详细地记载了康熙帝对吸收西方科学技术的积极态度及对在华西方传教士的礼敬与关心。康熙三十年代，西方传教士曾用西药为康熙帝治愈疟疾。故而，他对西药疗效笃信甚诚。但因当时国内不能制作，因而在康熙朝奏折中时见康熙帝向来华西方传教士求取药物和地方官员及外地传教士进呈药物并用以救治臣工的记载。如康熙四十五年五月，教皇使者多罗在华期间，康熙帝即指令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向其求取所携利稚噶和绰科拉两种药物[2]（第869条）。康熙四十八年正月，又传旨于广东督抚，向当地西方传教士求取格尔墨斯西药[1]（第443条）。同年三月，又有居于江西饶州的西方传教士殷弘绪进上哈尔各斯默一瓶，居于江西建昌的西方传教士毕安进上西药德利亚尔噶一盒等[1]（第457、475条）。康熙四十九年五月，广储司员外郎华色以病痈“讨用德利亚噶，贴服巴西里冈”[2]（第1585条）。康熙五十一年七月，康熙帝亲信、江宁织造曹寅以患疟疾而向康熙帝求取“圣药”，康熙帝又特命驿递驰送金鸡拿[1]（第1179条）。在此同时，对于西洋医师尤其是外科大夫，康熙帝亦积极招徕。如康熙四十二年六月西方传教士外科大夫樊继训在京病故后，他即传谕在京西方传教士“用外科甚属紧要，无论其修道人或澳门地方人，若能得外科者，则当速找预备，勿致稍怠，关系紧要”[2]（第523条）。而后十数年间，又多次谕令广东督抚将招徕西方传教士中通医术者作为重要任务。关于西方科技书籍，也是康熙帝求取的一个重点，康熙五十五年十一月，西方传教士戴进贤进京并携来《黄历算书》、《几何原本》及有关地图、天数之书数种、康熙帝随即指示皇三子胤祉向其了解其中是否有“简便计算数表、开方方法”[2]（第2918条）。同年八月，粤抚法海又献上新购之西洋算法书二册[2]（第3084条）。对于这些书籍，康熙帝皆潜心研究并力求有所突破。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之后，他即发现了“一个计算新阿勒热巴喇的法子，较旧阿勒热巴喇又好”[2]（第3872条）。由于和在京西方传教士长期朝夕共处，彼此间感情增进，因而对其身体、生活和工作情况，康熙帝也十分关心。康熙四十年代后，康熙前期来华传教士大多老迈多病，康熙帝时加存问并关心其治疗情况。如康熙四十六年初，在京西方传教士张诚、鲍仲义同时患病，康熙帝即以御医李颖滋、张福贵为他们诊治。后来，鲍仲义痊愈，张诚却不治身亡[2]（第1066条）。四十八年，又有在京西方传教士徐日升、安多先后病故。在其病重期间，康熙帝皆派御医救治，并令武英殿监修处官员前往慰问，病故后，又各赐银二百两，缎十匹，茶酒赐奠。康熙帝的关心和礼敬，使得其他在京西方传教士深受感动。他们表示：“此恩不仅已故安多不能承当，且我等现在众人亦感激不尽，即拼命效力，竭尽驽骀，亦不足仰报于万一耳。”[2]（第1449条）外出巡幸期间，康熙帝也通过奏折及其朱批与在京西方传教士保持经常联系。而且，有时西方传教士奏折偶尔稀少或某人未在奏折中列名，康熙帝还于奏折未批中询问原因。如康熙四十七年七月，他即于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奏折内朱批：“自巡行数日来，一次未见西洋人消息及其请安奏折，怎么样了，询问奏来。”[2]（第1320、1323条）五十一年八月，又以西方传教士苏琳等具折请安而闵明我并未列名而于朱批中间道：“闵明鄂之名为何没有，闵明鄂岂不善乎？”[2]（第2007条）直到他得知闵明我因病未到请安处，故未列名，方才放下心来。《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保存的六份西方传教士向康熙帝请安的奏折虽然失载年月，而就其内容分析，其时间跨度大致始自康熙四十七、八年，止于五十年代中期，即可窥见双方联系之经常[2]（第4169～4174条）。在此同时，对于一些地方官员对外地西方传教士的限制，对于外地西方传教士与当地绅民的词讼交涉，对于在华各国传教士之间的矛盾，康熙帝获知后，也都谕令妥善解决。如康熙四十三、四年，在京西方传教士闵明我反映，江西巡抚李基和饬令所属禁止澳门、江西西方传教士与在京西方传教士彼此通讯联系。康熙帝即于奏折朱批中谕令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致信李基和“打听禁止西洋人互通信札之缘由”[2]（第3882、3886条）。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居于直隶真定的西方传教士高尚德与当地武举郑逢时为收取田租事而赴官诉讼，康熙帝获知此事，即于直隶总督赵弘燮奏折中朱批：“近日闻得京中西洋人说，真定府堂内有票西洋人偶有比（彼）此争地以致生祸授（受）打等语，未知虚实。但西洋人到中国将三百年，未见不好处。若事无大关，从宽亦可。尔细察缘由情形写折奏闻”[1]（第1754、1760条），从而使事态得以平息。还如康熙四十五年春，康熙帝以白晋、沙国安二人出使罗马教皇。途间，白晋“未有谦让，与之争先”。康熙帝获知后，撤回此二人，改派龙国安、薄贤士出使教皇并命赫世亨传谕批评白晋，从而使其承认错误，表示：“嗣后毫不违背，与沙国安和睦相处，凡事谦让。”同时，他还致信在京西方传教士张诚，“望尔将我此烦悔之情，乘便奏闻大主（指康熙帝）”[2]（第949条）。

最后，康熙朝奏折还颇为详细地显示了礼仪之争后康熙帝对西方传教士政策转变的具体过程。康熙四十四年，教皇特使多罗来华，不许中国教徒称天主为上帝，禁止中国教徒祭孔拜祖。态度专横，从而触发了双方的礼仪之争。从奏折中可见，在双方争论中，对于原则问题，康熙帝毫不让步。他说：“中国之行礼于牌，并非向牌祈求福禄，盖以尽敬而已。此乃中国之要典，关系甚巨。”[2]（第872条）。针对其不许称天主为上帝的禁令，他反驳道：“各国起名，皆尊本国语法，岂以名词之故，便言大道理不同乎。”[2]（第882条）在此同时，为了回击多罗一伙的蛮横态度，他即表现出改变对待西方传教士的政策意向。表示：“嗣后不但教化王所遣之人，即使来中国修道之人，俱止于边境。地方官员查问明白，方准入境耳。先来中国之旧西洋人等除其修道、计算天文、律吕等事项外，多年并未生事，安静度日，朕亦优恤，所有自西洋地方来中国之教徒，未曾查一次。由于尔等如此生事作乱，嗣后不可不查，此皆由尔所致者。”[2]（第914条）当年十一月，康熙帝通令在华传教士均须向朝廷领票，并声明愿意遵守利玛窦规矩，违者驱逐出境。对于多罗本人，则以其不顾康熙帝多次警告，到南京后即悍然颁布教廷禁令，而下令将其驱逐出境，圈禁澳门[1]（第254条）。与此同时，又传谕广东督抚：“见有新到西洋人若无学问只传教者，暂留广东，不必往别省去。许他去的时节，另有旨意。若西洋人内有技艺巧思或系内外科大夫者，急速著督抚差家人送来。”[1]（第234条）与此同时，由于教廷政策突然转变，对于多罗是否教皇使节，所传禁令是否教皇真实旨意，返欧之后能否如实转达中国方面的观点立场，康熙帝也概表怀疑。因此，多罗在京期间，他即表示：“尔自称教化王所遣之臣，又无教化王表文。或系教化王所遣，抑或冒充，相隔数万里，虚实亦难断。”“联所颁谕旨及尔所奏所行诸事，尔虽隐匿不告教化王，然朕务使此处西洋人赉书尔西洋各国，详加晓谕。”[2]（第914条）这样，多次遣人出使及致书教皇，申述中国方面立场，争取双方理解以缓和关系和限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及继续招徕挟有专技的西方传教上来华效力，便构成了康熙后期康熙帝对待西方传教士政策的主要内容。关于遣使致书教皇，从康熙朝奏折中所见，共有七次之多。其中前三次是遣使，后四次是致书。第一次遣使是多罗进京之后不久的康熙四十五年年初。由于多罗当时尚未传达教皇禁令，只是表示代表教皇向康熙帝请安。故而康熙帝以白晋、沙国安为使，赉带赏物，出使教皇。及至多罗透露其真正使命，双方发生礼仪之争后，康熙帝即命“将白晋（白金）、沙国安等带回，其赏物暂存，俟教化王之真实使者询明再赏之，亦不为迟”[2]（第990条）。同年九月，康熙帝又以在京西方传教士龙安国、薄贤士二人为使携其亲笔书信出使教皇。但龙、薄二人自康熙四十六年初出海之后久无音讯。于是，康熙四十七年，康熙帝又第三次派遣在京西方传教士艾逊爵（艾若瑟）、陆若瑟出使敦廷。此次使节派出之后，长时期内，又是音讯杳然。这使康熙帝十分焦急。从康熙四十八年五月起，至五十二年六月，他多次通过武英殿总监造李国屏、和素、在京西方传教士和广东督抚打探西洋船只到达中国的消息，前后不下二十余次。关心程度，超过这一时期他所处理的大多数问题（注：参见《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424、1433、1455、1457、1507、1766、1773、1779、1783、1860、1956、1977、1979、2032、2052、2173、2192、2201条；《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640条。）。其间，康熙四十九年九月，通过广东巡抚打探，康熙帝获知，龙安国、薄贤士皆已于康熙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淹毙海中[1]（第736条）。这样，康熙帝又焦急地盼望着艾若瑟、陆若瑟二人消息。康熙五十一年七月，从在京西方传教士那里，他得知，“艾约瑟（应为艾若瑟）仍在教化王处，教化王在等多罗之讯”[2]（第1977条）。这时，康熙帝又考虑和教皇进一步联系。同年十一月，他发出信函，由广东巡抚满丕交广州驻堂西方传教士穆德奥、艾约瑟，由他们交于返回欧洲之船长加罗谢，带回西洋[2]（第2090条）。孰知该信发出之后，又是石沉大海。情急之中，为了再度与教皇联系，康熙五十三年秋，康熙帝想起了即将离华回国的俄罗斯商人，想乘他们回国之便，从陆路带书信与罗马教皇。该信函由德理格起草，经康熙帝修改，由德理格、马国贤共同署名，而后交俄国商队带回，时间大概是在康熙五十三年秋末冬初（注：参见《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之九；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德理格传》；《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2418、2437条。）。与此大致同时，康熙帝又命德理格另书致教皇书信一封，于书信中介绍康熙帝对于礼仪之争的观点和立场，同时还请教皇再“选极有学问天文、律吕、算法、画工、内科、外科凡人来中国”[4]（之六）。书信缮就，康熙帝即发广东交英船寄出[4]（《德里格传》）。然而，不久之后，根据在京耶稣会士揭发，德理格在其所致教皇的信函中，对康熙帝一贯坚持的“利玛窦规矩”避而不提，而且还另有私函寄往罗马，“其内容均与公函不同”，“倒将相反的信写于教化王”[3]（之七）。康熙帝大怒，因对德理格严行斥责并于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另书一封致教皇信函寄交广东督抚，为防因海难事故而使该信不能抵达，他特命广东督抚将之刊刻刷印，“用上广东巡抚院印书，不封缄。凡来的众西洋人，多发与带去”[4]（之九）。从此以后，他又在期待与焦急交织的情绪中等待回音。康熙五十七年六月，据两广总督杨琳奏报，从来华贸易的西洋人那里，他获知：艾若瑟、陆若瑟二人于“四十八年十二月内已到大西洋，陆若瑟于五十年七月身故。艾若瑟今在大西洋大理亚国。发左红票，伊等行至小西洋，已见发到彼处。西洋人阅看欢喜，随后遇有便舡，即带往大西洋去。”[1]（第2640条）同年七月，从同一渠道，他又获知“五十五年带去与西洋教化王红字票，已于五十六年十月内到大西洋。教化王见了红票，已差人前往都令去传艾若瑟。闻得俟艾若瑟一到罗马府教化王处，就要差西洋大人同艾苦瑟来中国复命请圣安”[1]（第2669条）康熙五十八年六月，他又获知，据广州住堂西洋人戈维理传闻，“艾苦瑟哥哥口信，艾若瑟于前年冬月在罗玛府，回至玻尔都加尔国上舡来中国复命，今年可到”[1]（第2779条）。同年八月，据新到西方传教士徐茂升消息，艾若瑟“已经起身来中国复命，若八月内不到，必为风色所阻”[1]（第2816条）。康熙五十九年六月，他最后获知：“艾若瑟原患咽食病，于五十九年二月初七日在小西洋大狼山地方病故。”[1]（第2873条）在这十数年的时间里，因为没有得到教皇方面对于礼仪之争的正式回答，康熙帝对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虽持限制态度，但是并不为已甚。如康熙四十六年三月，他下令将不守利玛窦规矩的穆德我、安怀仁、李若瑟、瞿良士、索诺等五名西方传教士逐至广东，“俱著在广东天主教堂居住修道，俟龙安国、薄贤士来一同来，给票不给票之处，那时定夺，伊等的道不必传”[1]（第736条）。即使是对在礼仪之争中追随多罗与康熙帝辩论的死硬分子依格安当、毕天祥、高庭永，也只是送广东禁锢，“著他各自居住，将门户封锁，派人严紧看守，不许人往来，埃龙安国回来时再作定夺”[1]（第736条）。康熙四十九年九月，他已获知龙安国、薄贤士于途中淹毙，但为等待艾若瑟、陆若瑟二人消息，仍然不作最后处理，而是决定。“西洋人艾若瑟、卢若瑟者亦同龙安国一事去的，等他二人到时再请旨”[1]（第736条）。康熙五十五年，康熙帝发现“有教化王带来的禁约告示一件到山东”，因而怀疑有无票西方传教士潜入内地（注：参见《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之八和《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980条。），因又于同年九月传旨广东督抚“西洋人无照者不许出境”[1]（第2231条），但也并未就此作出什么过火举动。可以看出，为了争取教廷的理解和双方关系的缓和，康熙帝曾多方努力并为此费尽了心思，表现了极度的耐心和宽容。
    与之相反，对于挟有专技的西方传教士来华献技，康熙帝依然十分热情，并不因礼仪之争而稍有降低。这样，康熙四十六年以后十数年的时间里，来华献技的西方传教士仍然络绎不绝，盛况如前。康熙四十六年八月，据广东督抚奏报，“今查有新到西洋人十一名，内唯庞嘉宾据称精于天文，石可圣据称巧于丝律，林济格据称善于做时辰钟表，均属颇有技艺巧思。其余卫方济、曾类思、德玛诺、孔路师、白若翰、麦思理、利奥定、魏格尔等八名俱系传教之人，并非内外科大夫，遵即暂留广东，不许往别省去，见在候旨遵行。今将庞嘉宾、石可圣、林济格三人，臣等专差家人星夜护送进京”[1]（第254条）。次年正月，又从其余八人中选送会制药之魏格尔、会天文之德玛诺、孔路师三人进京[1]（第284条）。康熙四十九年闰七月，又有山遥瞻、马国贤、德理格、杨广文、麦大成等西方传教士先后到广州，经过短期汉语培训，先后送进京师[1]（第711条）。康熙五十四年八月，康熙帝获知善绘画之西方传教士郎士宁、外科大夫罗怀忠抵达广州，即谕广东督抚“西洋人着速催进京来”[1]（第1867条）。康熙五十五年八月，广东督抚又送新到会天文、弹琴之严嘉乐，会天文之戴进贤、皖天爵进京[1]（第2199、2224条）。对此，康熙帝依然只嫌其少，不嫌其多，于康熙五十七年七月再次朱谕广东督抚“西洋来人内，若有各样学问或行医者，必着速送至京中”[1]（第2669条）。这样，康熙五十八年六月、八月，广东督抚又陆续将法兰西外科行医之安泰，会烧珐琅之陈忠信，通晓天文律法之徐茂升等送入京师[1]（第2779条）。康熙五十九年八月，又有贾蒙铎、夏历三、席若翰三人来华，其中贾、夏二人“系传教修道之士，席若翰会雕刻木石人物花卉，兼会做玉器”，因即派人护送席若翰入京[1]（第2890条）。正是这些新来人士，构成了康熙后期以至雍正时期在华西方传教士的主体部分，对于当时中国自然科学研究事业的开展，对于中西文比交流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康熙五十九年教皇特使嘉乐使华，使得康熙帝对待来华西方传教士的政策急转直下。本来，在多罗使华后，由于礼仪之争，康熙帝只是禁止不遵守利玛窦规矩的西方传教士传教。为此，他下令将不遵守利玛窦规矩的在华西方传教士逐至广州，并限制新来西方传教士随便进入内地，而对于遵守利玛窦规矩的在华西方传教士则不但给票允其继续留华，同时也未禁止其继续传教。此次嘉乐使华，据其自称，一是要求由他管理“在中国传教之众西洋人”；二是坚持前此教皇禁约，“着中国入教之人俱依前岁教王发来条约内禁止之事。”至此，康熙帝感到，十数年来自己多方努力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因而决定“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4]（之十三）。由前此的部分禁教转为全面禁教，从此，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由合法转为非法。即使如此，对于采华献技的西方传教士，康熙帝一如既往，仍持欢迎态度。这样，不只随同嘉乐来华“会技艺之九人”中的八个西方传教士留在了中国，而且此后两年中，又有“能刻铜板”之法良，“能造炮位”之利白明，通晓天文之杨保、宋君荣先后来华[1]（第2943、2992条）。所有这些，不但使中西文化交流得以继续，同时，对于此后一百余年清朝政府的对外政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康熙朝奏折中关于康熙帝与西方传教士的部分是研究该课题的重要史料。如果继续发掘并与其他有关史料互读，必将推动该课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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