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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異域錄》記
讀《異域錄》記
劉學銚
中原大學兼任教授
《異域錄》一書為清圖理琛所撰，收錄於《四庫全書》，據《四庫全書提要》記載:「圖理琛以原任內閣侍讀，奉命出使土爾扈特，由喀爾喀越俄羅斯國至其地。(康熙)五十四年(西元1715年)三月回京師復命，因述其道里、山川、地理、村鎮、城市、民族、風土、人情等各方面，并”冠以輿圖”。其體例雖如宋人行紀，但本書卻”以地理為綱，而日月附見”，故其所記”皆自古輿記所不載，亦自古使節所未經”」云云。自有特殊之價值，茲將讀後記敘如次:
一、關於《異域錄》
此書以滿、漢兩種文字撰寫，全書約有三萬字，書撰成後呈康熙帝審閱，頗得康熙的贊賞與嘉獎，令其刊行，乾隆時將此書收入《四庫全書》，此後又收入《昭代叢書》、《小方壺齋輿地叢書》、《借月山房匯抄》、《澤古齋叢抄》、《指海》、《洮徼匯編》及《叢書集成》等叢書中，此次所閱讀者即為《借月山房匯抄》(或作彙抄)版本(指海與澤古齋與之相同)。[1]
二、關於作者
圖理琛(西元1667-1740)，係滿族，字瑤圃。正黃旗人，[2]通曉滿、蒙、漢文，可能略識俄文。[3]康熙二十五年(1686)授內閣撰文中書舍人，後升為中書科掌印中書舍人、內閣侍讀。[4]康熙四十二年(1703)升禮部牛羊群總管時，以短缺牲畜頭數遭革職，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廷欲組使團赴伏爾迦河(Volga R.)下游、裏海北境土爾扈特蒙古游牧地區時，[5]圖理琛自請參與，以其通曉蒙語、俄文之故入選為使團成員，並恢復其內閣侍讀官職，返國後撰《異域錄》一書，深得康熙之賞識，命其刊行，並將之升為兵部員外郎，令其辦理軍務及對俄交涉事項，後又升為兵部職方司郎中，復曾奉命兩度出使俄羅斯。雍正年間，曾協同吏部尚書察畢那、理藩院[6]尚書特古忒於北京與俄使薩瓦、窩拉思維赤談判中俄中段邊界問題。之後又曾與多羅郡王額駙策凌在邊境與俄使薩瓦、窩拉思維赤談判中俄界務，並代表大清帝國於《布連斯奇界約》上簽字，圖理琛實為早期處理中俄外交之重要人物。圖理琛且曾任廣東布政使及陜西巡撫。
《異域錄》一書後曾被譯成多種外文，圖理琛因而馳名中外，西人多將該使團稱為「圖理琛使團」。
三、清廷出使的目的
據《異域錄》所載因之前有土爾扈特蒙古之阿剌布珠爾(或作阿拉布邾爾)[7]與母及若干人眾赴西藏禮佛，但歸路為準噶爾之策旺阿拉布坦所阻，遂請求歸附大清帝國，清廷為欲遣返阿拉布珠爾及其從人，以及答聘前此土爾扈特曾多次派使向清廷貢方物，於是乃有組團出使土爾扈特之舉。
四、使團成員
清廷派赴裏海北境、伏爾迦河下游土爾扈特蒙古之使團，其主要成員為太子侍讀殷扎納、理藩院郎中納顏、新滿洲噶扎爾圖、朱卹及內閣侍讀圖理琛。此外，尚有阿剌布珠爾所派向土爾扈特阿玉奇汗陳述之厄魯特人舒哥、朱斯等人。同行者尚有三名隨從武官、二十二名家僕，全團共計三十二人，以太子侍讀殷扎納為首。
五、使團出發及返國年月
使團於康熙五十一年(1712)四月二十二日(五月二十六日)領受康熙所頒「聖諭」，於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1712.6.23)由北京啟程出發，稍早清廷於五十一年五月十二日(1712.6.16)由理藩院致函俄羅斯西伯利亞總督噶噶林親王，請同意使團過境，俄羅斯對此一使團深具戒心，沿途多方阻擾，於康熙五十三年(1714)六月初一始到達土爾扈特阿玉奇汗駐牧之地，共歷時二年又十一天，使團一行在土爾扈特停留約半月，也即在同年六月十四日(1714.7.25)離開土爾扈特，沿原路返國，僅花九月有十三天，於康熙五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1715.4.30)返抵北京，顯見去時受到多方阻擾。
六、全書內容
《異域錄》全書分上、下兩卷，上卷敘述組團緣由，及沿途所經俄羅斯各地之山川、地理、村鎮、城市、民族、風土、人情等情形，可能為中文著作中首部實地觀察之紀錄，彌足珍貴。此外提出欲遣返前此自土爾扈特赴西藏禮佛之阿拉布珠爾一行問題，就該書而言出使目的頗為單純。下卷則敘述在土爾扈特部之見聞，與阿玉奇汗之對話，頒發康熙皇帝之詔書，惟該書僅節錄數句，詔書或聖旨全文在清實錄等漢文史料均未能尋得，此外敘述阿玉奇汗之若干問題，[8]圖理琛均一一予以回答，其次述回程見聞及回京後奏報情形。
七、《異域錄》之價值
此書當為中國人首度親歷俄羅斯國境後，所作第一手書面資料，我國雖早在兩漢時已派使節團出使域外，但在行程上僅及於狹義之西域，[9]難與圖理琛一行相提並論，而《異域錄》對沿途所見，均詳加記載，尤為他書所不及，此其一。
其次，西方史家對圖理琛一行之目的，均認為應是大清帝國欲聯合土爾扈特蒙古，使東西夾擊準噶爾之策旺阿拉布坦，[10]在《異域錄》一書全然未見清廷有此意圖，但卻在使團謁見請頒「聖訓」時，康熙主動提出以下一段耐人尋味之說詞「彼若言欲會夾攻相圖策旺拉布坦等斷不可應允，但言策旺拉布坦與大皇帝甚是相得，不時遣使請安入覲，大皇帝亦時加恩，雖其勢力單弱窮迫已極，我主斷不征伐，此事甚大，我等未便相允……」[11]此段話之出現或許前此土爾扈特所派朝清之使者曾作此表示，按其時準噶爾策旺阿拉布坦與土爾扈特阿玉奇汗交惡，[12]是以康熙乃有此項「聖訓」，使團以太子侍讀殷扎納為首，設康熙果有此意，當是告知殷扎納，圖理琛難得與聞。因此西方史家懷疑，並非全然無的放矢，是以《異域錄》難以見到相關意圖，但從康熙之「聖訓」中，又不難發現確有值得懷疑之處，此其二。
按清初平定三藩之亂後，北方準噶爾入侵漠北喀爾喀蒙古如不能妥善解決準噶爾，則不僅無法將喀爾喀納入版圖，連帶漠南蒙古亦將不保，因此康熙多次親征準噶爾，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剿滅準噶爾噶爾丹後，由策旺阿拉布坦繼立為準噶爾部之長，初時羽翼未豐，對清廷頗為恭順，故康熙之「聖訓」有「策旺阿拉布坦與大皇帝甚是相得，不時遣使請安入覲…….」之說詞，但隨即得到五世達賴喇嘛給予之「額爾德尼•巴圖爾•洪台吉」尊稱，以及與俄羅斯鉤搭後，羽翼漸豐，自認可以統一蒙古，復又與清廷為敵(達賴亦欲準噶爾與清廷相爭，使清廷無力進入藏地，而俄羅斯之所以支持準噶爾，意在分散清廷力量，以使俄羅斯在東西伯利亞之擴張)，[13]以是圖理琛之出使遂成為敏感問題，而《異域錄》之刊行，為此使團唯一面世之文獻，遂成為中外重視之歷史文件，此其三。
《異域錄》書中雖曾頒讀康熙聖旨，但僅錄出數句，茲據有關資料取得全文，[14]茲引錄如次，以補《異域錄》之不足。
皇帝敕諭:
諭土爾扈特之阿玉奇，朕統御天下，撫育萬邦，從不分內外，一視同仁，斷然不二。據爾阿玉奇疏言:聖主向廣闊無邊之神瞻部洲訓諭教化，使不滅之金輪諭訓，導致生靈于康樂安態之境，勝譽如天雨降下，實不勝欣悅。將萬眾引向德化，恩賜如滄海之滿福，更念流落天涯者，像上天似賜予希望。耳聞君之聖躬，君之諭訓，如天之無玷，德威齊樹，八寶俱全天賦東土文殊舍利活佛，秉公不偏，端座金剛寶座，治理廣域使寰宇共樂升平。敬尊萬靈之釋迦牟尼佛法，廣行邊陲之地。今微賤之軀善在，更敬仰文殊舍利宗喀巴之教。今遣使之原委，在于衛藏地方，有達賴喇嘛之弟子，倘若有欲行善事者彼處亦可行善。今為萬物生靈懷仁德之菩薩，扶世為君，并以如來之十誡，引導教誨。今小的為主上之萬壽，不時誦經，祈禱上三寶，祝佑聖躬康豫。扶持黃教，統一德化，向如滄海清明聖主，遣使啟奏。所差遣之使，乃吾心腹小役，聖主若有密旨，請賜口諭。吾將聖主之教訓，同日月之永恒，借鑑不絕等語。
爾阿玉奇，一向恭順，進貢請安，輸誠已久。然被策妄阿喇布坦阻截數載，未能相通，今又一心一意，自俄羅斯地方，遣爾心腹差役薩穆坦等為使，特向朕躬請安貢物，朕甚嘉獎。故朕心寵眷，施以殊恩，賞賜金銀制五十兩圓筒奶茶壺一具，五十兩銀制盆一具，酒杯一個，鏤空雕花馬鞍一個，各色綢緞三十匹，布兩百匹，茶葉四簍。賞多爾濟拉布坦、沙克多爾扎布綢緞各二十匹，布各百匹，茶葉各四簍。爾所差遣之使者薩穆坦、車臣、鄂木布、丹津等，也足賞銀兩、綢緞、布匹、茶葉等有差。
再之，爾弟之子阿拉布殊爾，與其母同赴藏期間，策妄阿喇布坦為爾相猜交惡，道路被阻，不得返回，而困于嘉峪關之外，嗣後向朕叩乞而來。朕好生天下眾生，故授封小子阿拉布珠爾為貝子，安置在党色爾騰地方，年賞賜俸銀、綢緞，使之生計有著，以致富裕矣。朕軫念爾自效順以來，頗行請安，一向化之舉，亦念小子阿拉布珠爾與伊父及爾分散年久，用何計遣送之處，與俄羅斯商買賣頭目哈密薩爾相詢，哈密薩爾亦允送至時，朕正欲降旨接回阿拉布珠爾之隨從，同俄羅斯一起遣往之際，適值爾差使者薩穆坦等前來。正合朕意矣。因此，特令侍讀學士銜殷扎納，郎中納顏，主事銜圖理琛，護軍校亞圖，五品官拿那等，手持敕書，會同阿拉布珠爾及其隨從等人一并遣往。
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
從上引「聖旨」中當可發現清廷不惜篇幅將前此土爾扈特阿玉奇所派使者上書清廷之內容重述一遍，用以說明清廷派出使團含有回聘意，且在重述阿玉奇汗敬仰清廷皇帝，也含有中央政府對所屬人民關懷乃份內之事，再述策旺阿拉布坦阻斷道路，使阿拉布珠爾一行無法返回，當含有相當言外之意，可見康熙處理重大政治、外交事務手法相當細緻，此其四。
復次，阿玉奇汗於西元1724年2月19日(雍正二年)，土爾扈特內部為爭奪汗位陷於紊亂，長達半年多，至1724年，其間俄羅斯力量強烈介入，至同年九月始塵埃落定，由策凌敦多克(或作車凌端多布，係阿玉奇汗之子)嗣立，復術傳至1765年時，由渥巴什嗣立，再六年(乾隆三十五年)，遂有東返準噶爾故土之大遷徙，成為後日新疆蒙古之由來，此次遷徙或肇因於圖理琛使團，至於仍滯留伏爾迦河西岸之土爾扈特蒙古，遂被四週突回語系民族戲稱為喀爾瑪克(或作喀爾穆克、克爾密克、卡爾梅克 Kalmak, Kalmuyk, Kalmik，皆突回語 讀音之諧譯，在突回語中其意為留下者)。研讀《異域錄》可衍申諸多民族、政治、外交問題，此其五。
清初國力未穩，漠北喀爾喀三汗尚未綏服，且尚擁有相當力量，但與厄魯特部之準噶爾不睦，準噶爾在噶爾丹汗領導下其勢力漸強，復以渠佞奉喇嘛教之格魯派，且曾赴拉薩為僧，回準噶爾後，五世達賴喇嘛且給予「博碩克圖汗」之尊稱，使其具有宗教與俗世雙重地位，自覺可以與清廷相抗衡，為免其後顧之憂，有與俄羅斯鉤結，以牽制清廷，於是入侵喀爾喀三汗，掠奪牲畜，殺害人員，清廷為鞏固北疆，康熙遂親征準噶爾，經過多次征剿，率迫使準噶爾噶爾丹自殺。[15]其後策旺阿喇布坦繼之而起，初時對清廷頗為恭順，但稍後仍授噶爾丹歸依五世達賴喇嘛鉤結俄羅斯，而與清廷對抗，使清初對準噶爾必欲滅之而後快，但又力有未逮，遣使遠赴土爾扈特，雖未必有聯合夾擊準噶爾之意圖，但探窺土爾扈特究有多少實力，則應屬可能，此其六。
圖理琛僅為使團成員之一，主其事者乃太子侍讀殷扎納，但《異域錄》為圖理琛所撰，因此書之問世，使圖理琛成為使團之主角，殷扎納之名反而不顯，依常理推論，使團果真負有何種秘密任務，不宜見諸文字，而必須以口耳相傳者，自是交待主其事之殷扎納，圖理琛自不得預聞，此所以《異域錄》中無法看到任何有關聯合土爾扈特一夾擊準噶爾之記載。但依當時情勢而論，清廷確實有此需要，此所以西方史家有各種推論，此其七。
總而言之，《異域錄》乃為一本極為奇特之著作，既為第一本國人途經俄羅斯將所見所聞加以記錄之著作，也為首度對徙居伏爾迦河下游、裏海北境土爾扈特蒙古情形宣之於世之著作，而《異域錄》一書對出使萬里之目的，過於單純化，反留下無限推想之空間，頗值一讀再讀，更盼有學者專家能為之作註，則更有利於研究此一時期之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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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中國叢書綜錄》，轉引自馮錫時〈圖理琛和他的異域錄〉一文，文載《圖書評介》1979年第四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圖書館編印。但此處係轉引自郭蘊華〈圖理琛使團出使土爾扈特部和異域錄一書〉，文載《中國蒙古史學會論文集》內蒙古大學，年，頁441-448。
[2] 滿洲初起時僅有黃、紅、藍、白四旗，後以人數增多，擴充為廂(或作鑲)黃、廂紅、廂藍、廂白連同原有之四旗，共有八旗，後又增加蒙古八旗、漢軍八旗。滿族隨旗移動，故但有旗籍，無地方籍貫。
[3] 馬汝珩、馬大正《漂落異域的民族—17至18世紀的土爾扈特蒙古》，中國社科出版社，1991年，頁102。
[4] 清內閣官，位在侍讀學士之下，掌勘對本章、檢校簽票，有滿洲、蒙古、漢軍、漢人各一人。
[5] 土爾扈特係厄魯特蒙古四部之一，厄魯特或作額魯特、衛拉特，即明時之瓦剌，其四部為:準噶爾、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及和碩特，其中土爾扈特係成吉思汗初起時之克烈部王汗之後，其原非蒙古而入於蒙古，是《元史》、《新元史》所謂之野達達。大約於明末崇禎年間因與準噶爾爭奪牧場，遂在其汗額爾勒克率領下舉部遷往伏爾迦河下游、裏海北境游牧，詳請見劉學銚《土爾扈特源流典考證校補》蒙藏委員會，1970年，及註3所引書。
[6] 理藩院係由蒙古衙門改設，掌理邊疆民族事務，兼辦涉外事項，直至清末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設立前，理藩院均兼辦外交事務。
[7] 阿拉布珠爾係土爾扈特汗阿玉奇汗之堂弟，與其母於康熙三十七年(1698)率眾赴西藏禮佛，歸路為準噶爾汗策旺阿拉布所阻，不得已向清廷請求歸附，清廷遂准其在党色爾騰游牧，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封阿拉布珠爾為固山貝子，此即額濟納土爾扈特部之由來。按清爵位分親王、郡王、貝勒、貝子、輔國公及鎮國公六等。雍正七年封其子為多羅貝勒。至於阿玉奇汗則係額爾勒克之曾孫，其世系詳註4劉著書附表。
[8] 如滿文與蒙文之異同，圖理琛或基於滿族之尊嚴，作錯誤之回答，其實滿文係借用蒙文字母另加圈點以拼寫滿洲話。而蒙文(指老蒙文)則係借用回紇文字母拼寫蒙古語，事在成吉思汗滅乃蠻時，由乃蠻塔塔統阿所創制，元世祖忽必烈時又命藏僧八思巴創蒙古新字，以為國書，惟元亡後蒙古新字逐廢。1924年蘇聯在外蒙古強行推用與斯拉夫字母相同之新蒙文，目前通行於外蒙古。在厄魯特蒙古地區另有托特體蒙文，係蒙僧咱雅班智達所制，用以拼寫厄魯特蒙古語。此外有關有關新、舊滿洲之回答極佳。
[9] 西域有廣狹二義，其狹義者指天山南北兩路，也即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廣義之西域則指今中亞地區，無論張博望或班定遠其行程均未至中亞。
[10] 如茲拉特金《準噶爾汗國史》.C. D. Barkman〈The Return of the Torguhuts’ from Russia to China〉.法人加斯東•加恩《彼得大帝時期的俄中關係史》均作此種認定。
[11] 《異域錄》卷上頁2。
[12] 按策旺阿拉布坦係准噶爾噶爾丹汗兄之子，頗受噶爾丹之欺凌，曾求婚於土爾扈特阿玉奇，阿玉奇汗以女嫁之，並由其子散扎布率一萬五千戶送阿玉奇之女至策旺阿拉布坦處完婚，會清康熙擊滅噶爾丹，策旺阿拉布坦遂長準噶爾，至是策旺阿拉布坦留散扎布所率之一萬五千戶不使歸，雙方交惡。另在阿玉奇汗遣使致清廷所上疏言中曾說出「所差遣之使，乃吾心腹小役，聖主若有密使，請賜口諭。…….」而此項訊息有僅出現於康熙予阿玉奇汗之「聖旨」中(詳上文)，雙方果有任何秘密約定，極可能也為口述方式，果而，西方史家之疑惑，或許並非全數子虛烏有，撲風捉影之舉，而康熙將之錄予其聖旨之中，似含有將阿玉奇汗前此之承諾(假設有此項夾擊策旺阿拉布坦之承諾)，加以「套牢」之意，手法至為細緻。
[13] 劉學銚《額魯特蒙古與達賴喇嘛》，此文尚未發表。
[14] 《康熙諭阿奇玉汗敕書》是一件用滿文書寫的文獻，其全文不見于《清實錄》等漢文文獻，就是在圖理琛《異域錄》中也只是摘抄的片斷。近年來國內學術界已發現這個敕書的滿文與托忒文的全文。滿文敕書全文已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汪玉明同志譯成漢文，載于1984年第2期《民族研究》(見馬大正、郭蘊華:〈’康熙諭阿玉奇汗敕書’試析〉一文);敕書的托忒文全文載金鋒搜集整理:《蒙古文獻史料九種》的第133-134頁，1983年由呼和浩特市蒙古語文歷史學會編印。關于敕書發現的經過，亦請參閱馬大正、郭蘊華同志文章，這裡所引的敕書漢譯全文，即由馬、郭文章中轉錄而來。
[15] 魏源《聖武記》頁82，稱噶爾丹仰藥而死，溫達《親征朔漠方略》也作此認定。但呂一然《中國北部邊疆史研究》〈噶爾丹”服毒自殺”說辨偽〉一文，考定噶爾丹乃得病而死，並認定《康熙實錄》篡改為「飲藥自盡」該書為黑龍江教育出版社出版1991年，頁66-70。另《準噶爾汗國史》也作類似認定。依常理而論，準噶爾曾出家為喇嘛，依佛教教義，自殺者永世不得超生，是以仰藥自盡之說，未必可信。伊凡•翁可夫斯基《伊凡翁可夫斯基出使記》，但此處係轉引自若松寬〈策妄阿拉布斯坦的崛起〉一文，該文輯入《清代蒙古的歷史與宗教》一書，馬大正譯，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頁 100。章嘉呼圖克圖以呼畢勒罕轉世，始於阿旺羅桑曲殿，時為康熙年間，刻意為其在北京，建立二十所大寺，復下詔使其輯撫青海左右翼二十九旗蒙古，造彙宗寺，另在五台山建十座寺廟，詳見彭處衍《章嘉活佛》，曾在《慈雲雜志》連載，筆者將之剪輯成書。
musei uksura i niyalma wakangge i mujilen urunakv encu sem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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