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锡伯文与满文的传承及其出版(zz)
浅论锡伯文与满文的传承及其出版
佟克力(锡伯族)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乌鲁木齐 830011)
满族研究2006 年 第4 期
摘要: 清以前锡伯族先祖固有语与女真语的关系; 锡伯族融入满通古斯文化体系, 满语满文成为锡伯族的语言文字; 1947 年锡伯文概念的形成; 锡伯文与满文之间的传承关系;锡伯文出版是清代满文“出版”的继续; 锡伯文出版内容与清代满文读物的关系。
关键词: 锡伯族固有语; 女真语; 锡伯文; 满文; 传承性; 出版物
中图分类号: H221öH 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6- 365X (2006) 04- 0085- 06
锡伯族系新疆13 个世居民族之一。具有自己的语言文字, 称锡伯语锡伯文。新中国成立后, 有关专家学者不断对锡伯语锡伯文进行调查研究, 并确定锡伯语为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 锡伯文为清代满文的继承和发展。1947 年部分锡伯族文人和官员,在伊宁市成立的“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持下, 将本民族使用的文字“改革”成锡伯文。但是, 直至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锡伯族民间仍然将本民族使用的语言文字称作满语满文, 至70 年代末这种称呼才渐渐消失。锡伯语是满语的继承和发展, 锡伯文与满文之间具有传承性。1954 年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成立, 党和政府将锡伯文锡伯语确定为法定行政语文之一, 在本自治县范围内与汉语汉文共同使用。同时, 当年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增设锡伯文编辑室, 开始编译出版锡伯文各类读物。1956 年新疆教育出版社又设立锡伯文编辑室, 各类中小学锡伯文教材改由该社出版。至2004 年底, 两个出版社共出版各类锡伯文(满文)读物一千余种, 发行数十万册。实质而言, 锡伯文出版是新中国成立后满语满文“出版”的继续, 也是满文在新时代的传承。那种清朝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满语满文成为历史的语言文字或“死的语言文字”的说法和结论是不成立的。如何正确认识锡伯语锡伯文与满语满文之间的传承和发展的关系, 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 而且也是涉及两个民族情感的问题。但是, 民族情感不能代替科学理论和历史事实, 更不能左右学术问题。
1 锡伯族系鲜卑后裔。据专家学者研究, 锡伯族先祖自汉代从大兴安岭逐步南迁, 至明末先后与契丹、女真、蒙古等文化接触, 至明末清初开始与满通古斯文化接触。实际上,契丹、女真、蒙古均发源于东胡系, 其文化都相近。除了蒙古语发展为蒙古语族外, 其他民族包括锡伯族的语言等基本存在相通之处。对此, 有不少相关的论著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此不赘。关于锡伯族固有语与满语(或女真语) 之间的关系问题, 学者虽有一定的探讨和研究, 但因资料所限, 目前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康熙三十一年(1692) , 科尔沁蒙古将所属锡伯族军民“进献”清政府编入八旗, 并先后分遣黑龙江、齐齐哈尔、伯都纳、吉林乌拉、盛京(今沈阳) 等地驻防。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 四千余名军民被调西迁伊犁, 锡伯族军民已融入满通古斯文化系统。有关资料反映, 当乾隆年间满族军民已经开始失去自己的文化及语言文字的情况下, 锡伯族军民已经将满语满文作为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并得到了完全巩固。锡伯族为何在如此之短的时间便融入满通古斯文化、接受并巩固了满语满文?对此问题, 笔者也阐述过自己的学术观点, 认为锡伯族先祖与满族先祖之间文化相近,尤其是语言疑有更多相近之处。当然这一问题需要更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清末民初是我国东北满通古斯文化的转型时期。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 留居东北地区的锡伯族同满族等一起基本退出满通古斯文化体系, 而基本融入汉文化系统。但是, 西迁新疆的锡伯族, 因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清代严格的八旗制度, 至清朝退出历史舞台, 仍然完整地保持着满通古斯文化形态, 尤其是满语满文已成为地地道道的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新中国成立之后, 不少语言学家和语文工作者先后到察布查尔地区进行锡伯语(包括锡伯文) 调查, 其中有的学者提出了锡伯族现行使用的语言, 其口语是锡伯语, 而书面语是满语的观点。因当时的锡伯语口语虽然完全源于满语, 然而在一百多年的使用过程中有了较大发展, 词汇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再说, 当时人们对清代满语口语的情况已无法清楚了解, 在这种情况下对锡伯语口语作出上述论断具有现实合理性和一定的理论根据。
对于民国间确定的“锡伯文”及其概念与清代满文之间的关系问题, 除了上述在锡伯族民间的认识之外, 语言学者一直以来没有很好阐述自己的观点。因为该问题一直以来似乎成为锡伯文研究方面的一个禁区, 所以人们不敢轻易论断或发表自己的认识, 也很少有人将锡伯文置于满文范畴进行对比研究。其结果导致了如下几种情况: 一是几十年来国内外多数学者只知道锡伯文这个概念, 而不了解它与满文之间是何关系, 从而学术界普遍认为,满文已退出历史舞台或成为死的文字; 二是对锡伯文的探讨和研究不仅导致了其范围过于狭窄, 也造成了研究方式方法问题上的闭门造车, 其探讨成果也得不到学术界的认可;三是对本民族年青一代对锡伯文的渊源及形态的正确认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锡伯文对他们来讲似乎是无源之水或是新的文种, 多数人根本不了解“锡伯文”概念产生的历史。
锡伯文概念的产生并确立是新疆三区革命至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成立期间完成的,它有历史的必然性。辛亥革命之后, 满族作为统治民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退出统治舞台,而且基本放弃自己的语言文字及文化, 融入汉文化体系。而偏处一隅的新疆锡伯族, 辛亥革命之后仍然继承着满语满文, 民间仍将本民族使用的语言文字称为满语满文。对此,一部分锡伯族官员及文人志士开始产生了异议。认为继续将已经代表自己民族身份的语言文字仍称作满语满文, 既在政治上带来一定的压力, 又与发展了的现实情况不符, 还给本民族感情上造成了一定影响。因此, 经过在一定范围内讨论酝酿, 于1947 年在伊宁市锡索满文化协会设立的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持下, 对本民族历史以来使用的文字进行了改革,“锡伯文”的概念正式被提出, 并开始传播, 1947 年成为“锡伯文”历史的开端。
1947 年将满文改革成锡伯文, 并没有真正理论上的意义, 因为这种改革对满文的整体结构未产生影响, 对锡伯族群众继续使用满文、阅读满文典籍也未产生任何影响, 改革没有表现出理论上的突破和文字形态上的异化, 以及使用规律方面的改变, 而是仅仅作了一些对满文的“改进”工作, 即废除了第六个元音字母和以此为拼出的13 个音节, 创制了3 个新的拼写字母, 使“锡伯文”“阿字头”变为121 个音节。为迅速推广新诞生的锡伯文,组织人员编写锡伯文课本, 要求在锡伯族学校推广使用。同时, 创制和规范了一批锡伯语新词术语, 萨拉春还编写《锡伯语文法》, 在学校和群众中使用, 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1947 年的文字改革, 虽然缺乏理论上的意义, 但政治上对确认锡伯民族的概念以及国内外对锡伯族及其文化的认识, 具有不可否认的意义。自此, 锡伯族被确认为具有自己语言文字(锡伯语锡伯文) 的民族之一, 锡伯语锡伯文的地位得以确立。
历史事实证明, 清乾隆中期至1947 年, 伊犁察布查尔(当时称锡伯营, 后称宁西县) 地区为地地道道的满语满文使用区。但由于其地理环境的极度封闭和八旗制度的严厉限制,外界对该地区的文化及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基本不了解。一些国内外学者及探险家等, 多数将这部分锡伯族归为满族的一支。清朝退出历史舞台之后, 满族及其文化瞬间“销声匿迹”, 人们对逐渐走出封闭环境的锡伯族似乎很“陌生”, 尤对其文化及语言文字更是没有清晰的认识。锡伯语锡伯文的概念被确定并为社会认可, 标志着锡伯族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它作为一个纯粹民族文化(锡伯族文化) 的概念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自此, 不少锡伯族文人志士及部分官员, 从民族感情上已不愿将本民族文化和语言文字与满族文化和语言文字相提并论。其结果, 一是把以往人们对本民族语言文字和文化的传统认识逐渐“压制”了下去, 而且实际上也影响了理论界对锡伯族语言文字及文化的多方面研究和探讨, 造成了三十多年时间对锡伯族语言文字及文化研究的沉睡期。其间谁也不敢或不愿提清代满族语言文字及文化与锡伯族现行语言文字及文化之间的关系。但受过一定教育的人都明白它们之间是何关系。改革开放以后, 锡伯族新一代文人志士尚渐渐用科学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正确对待这些问题, 形成了“百家争鸣”的良好局面。至目前对锡伯语是清代满语的发展、锡伯文是清代满文的传承的历史事实, 已逐步有了共识。这是锡伯族文化心理进步的表现之一。
2 出版是民族文化及其语言文字得以传承的重要媒介之一。关于锡伯文出版的概念, 从社会政治意义上讲始于1954 年。自1947 年锡伯文概念被提出至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成立止,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锡伯文出版活动。但是, 作为锡伯文是清代满文的传承这一实质性的关系, 不仅新中国成立后锡伯文的出版与清代满文的“出版”具有有机联系, 而且新中国成立后锡伯文的出版可谓清代满文出版的继续。考查数十年来锡伯文出版的内容和实质, 就能进一步说明这种“继续”的关系。
清朝对满文读物的编译印行(出版) 早在“老满文”颁行之后便开始。所谓的《满文老档》便是用老满文写成的。1631 年“新满文”被颁行, 随后各种满文、满汉合璧、满蒙合璧或满蒙汉合璧的读物不断被推出, 尤以译成满文的汉文古典作品最为广泛, 如《三国志演义》、《三国志》、《唐代演义》、《诗经》、《西汉演义》、《前七国》、《列国演义》、《封神演义》、《西厢记》、《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好逑传》、《南宋传》以及诗歌、古文等。至清末, 上述读物的门类更为齐全, 内容日趋庞杂, 形成了以政治、法制、军事、财经、哲学、民族、民俗、宗教、外交、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天文、考古、数学、医学、综合等门类的清代代表满语满文文化的典籍系统。其中许多典籍如汉文古典译著、语言辞书、语法类读物、政治、道德类读物等陆续传入锡伯族聚居区, 成为他们代代传抄收藏的文化作品。就是因为这些文化典籍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被输入, 并且在民间代代被传抄、流传, 才使锡伯族军民有条件巩固满语满文, 并基本保持了其“纯洁性”。在清代, 满文文献的刊印(出版) 形式, 主要表现为刻本、抄本、精写本、彩绘本、稿本、清抄本、石印本、油印本、铅印本、木刻本、绫纱彩绘本等。
辛亥革命至1947 年锡伯文概念的形成这段时间, 对新疆锡伯族使用的语言文字讲是个微妙变化的时期。锡伯族在完全继承满文的情况下, 在满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口语词汇结构又有了新的变化, 即开始大量吸收汉语借词、创制并逐步规范新词术语等。辛亥革命后随着近代思想文化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传播, 锡伯族的文化面貌开始变化。一批见过世面(有的曾去过苏俄留学)、初具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热血青年, 从改良和发展本民族文化教育入手, 相继组织群众性文化团体——尚学会和兴学会, 创立会办学校, 在教授基础课满文的同时, 还教授其他课程。他们的文化行动带动了在锡伯营开始兴办学校。这一时期培养出的学生, 一方面为新时期满文的传承起了较大作用, 另一方面, 他们又同时掌握汉文, 有的将汉文作品译成满文或用汉文创作, 主动加入了创制新词术语和适当引进汉语借词的文化行列, 使锡伯族二百余年来使用的语言文字及文化, 随着时代的更替, 开始发生变化。1947 年锡伯文改革, 锡伯族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已表现出新时代特色, 尤其是词汇结构开始表现出多民族文化交流所带来的特点, 锡伯语的所谓“纯洁性”遭到了挑战。
新中国的成立, 给新疆民族文化的出版创造了新的环境和条件。1951 年新疆首家综合型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成立。1954 年该社设立锡伯文编辑室并开始编辑出版活动。根据新疆人民出版社的出版历史分析, 其锡伯文编辑室的编辑出版活动亦和其他文种一样呈现出较明显的阶段性。1954—1963 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出版重点是以农村文化、政治思想建设、医疗卫生、学校教育等为服务内容。很多读物都表现为编译性质,作品中也很少运用其他语种借词, 而几乎为满语书面语(除少量新创的术语外)。而且译著的翻译水平和原创作品的创作水平都比较高。如《阿诗玛诗集》、《王贵与李香香》、《长征诗草》、《鲁迅小说选》、《锡伯族民间故事》(第一集)、《高玉宝》、《汉族民间故事》、《除夕》、《华连孙和美根芝》、《孟姜女》、《鲁迅的故事》、《向秀丽》、《革命母亲夏娘娘》等。可以说, 该阶段出版的锡伯文出版物, 虽然缺少文化积累价值, 但它们对探讨和研究锡伯文与满文之间的传承关系问题意义不小。
1960 年初, 新疆人民出版社锡伯文编辑室从本社析出并入伊犁日报社, 1961 年10 月再次下放并入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报社, 但仍以新疆人民出版社社名维持部分图书出版,至1964 年彻底停止出版活动。自此, 锡伯文出版活动整整中断了18 年。20 世纪60 年代初左倾思潮开始影响思想文化界, 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也逐步遭到破坏, 锡伯文教学相继停止, 使之后二十多年间入学的学生均未能接受锡伯文教育, 造成了大量锡伯文文盲。而这一时期又是锡伯族全面接受汉文化, 锡伯语口语发生迅速变化即大量吸收汉语借词的时期。而且, 改革开放后, 一批受过正规满文教育的老一代文人相继谢世, 满文人才日渐减少。
20 世纪60 年代初至80 年代初, 在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语锡伯文使用区域, 中断了锡伯文教学, 锡伯文出版又中断近二十年, 这是锡伯族传统文化的重大损失, 造成了国内外对锡伯文(满文) 认识上单薄的直接后果, 尤其是锡伯族内部, 对本民族语言文字重要性的认识上造成了对立的看法。一部分人要求恢复和发展锡伯文, 而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将其废止, 出现了“锡伯文无用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在锡伯族大多数文人志士以及群众的要求和呼吁下, 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先恢复了锡伯文教学, 之后陆续在伊宁市、乌鲁木齐、塔城等市县锡伯族集中地区进行锡伯文扫盲和教学, 经过数年努力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 绝大多数20 纪60 年代之后未能接受学校锡伯文教育的中青年仍然是锡伯文文盲。这对新时期恢复使用锡伯文产生了不利影响。在察布查尔地区恢复教学和使用锡伯文的基础上, 经过乌鲁木齐地区锡伯族文人志士及干部的强烈要求和努力, 于1981 年新疆人民出版社恢复了锡伯文编辑室, 次年开始图书出版, 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锡伯文(满文) 图书出版的第二次高潮。这一时期, 在缺少锡伯文专门人才的情况下, 只有少数几个通悉锡伯语锡伯文(满语满文) 的文人支撑着锡伯文图书的编译出版。十几年中, 除编辑出版清代有关使用性较强的满文古籍外, 还出版了不少文学、历史、民俗、文化等方面的原创作品及译自汉文的各类读物。由于锡伯文读者面的日益狭窄及直接用锡伯文创作和翻译队伍的萎缩, 以及锡伯文读物的日趋“不规范”化(主要指出版物的口语化、大量汉语借词的引用及传统文法、语法的变化现象) , 引起老一代文人要求规范锡伯语锡伯文, 呼吁出版有关参考读物和工具书, 因此, 将出版重点放在有关清代满文古籍文献及工具类资料上面, 先后出版二十余品种:《来自辉番卡伦的信》、《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满汉合璧)、《古文观止》(满汉合璧)、《锡伯( 满) 语词典》、《旧清语辞典》、《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1—2)、《劝学篇》(汉满合璧)、《满语入门》(汉满合璧)、《满文美术字》、《六部成语》(满汉合璧)、《满文教材》(满汉合璧)、《古文》(汉满合璧)、《单清语》、《满汉辞典》、《新满汉大词典》以及《三国演义》(1—4)、《西
游记》(1—3)、《西厢记》(汉满合璧)、《聊斋志异选译》(汉满合璧•上中下) 等。同时, 新疆人民出版社还充分调动现有编译和创作力量, 挖掘民间素材, 还出版了不少具有参考价值的锡伯文或锡汉对照读物:《三国之歌》、《锡伯族谚语》、《锡伯族民间故事》(多卷)、《喀什噶尔之歌》、《哥妹泉》、《兄弟民族谚语选编》、《唐诗一百首》、《外国谚语选》、《拉希罕图之歌》、《锡伯族民歌》、《唐宋词一百首》、《慈禧太后演义》、《锡伯族习俗志》、《萨满歌》、《规范化名词》、《锡汉会话》、《流芳》、《红楼梦》、《汉锡简明对照词典》等。
从上可以看出, 新疆人民出版社锡伯文编辑室这一时期推出的各类读物, 对国内外重新了解清代满族语言文字及文化, 认识锡伯语锡伯文与满语满文之间的传承关系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锡伯文出版的功能与实质, 具有不可替代的资料价值和很强的现实意义; 也从理论上说明了现代锡伯语锡伯文与清代满语满文之间实质性的不可分离性。人们通过这些书尤其是满文古籍文献, 似乎重新拾回了曾经失去了的传统文化。何况这些满文古籍文献都表现为清代满语满文使用方面的最高水平, 在由汉文译成满文方面更是突出表现出当时满文翻译所达到的一流水平。新疆人民出版社从诸多满文和满汉合璧古籍文献中筛选出上述文献加以安排出版, 可谓颇有慧眼, 体现了尽可能用清代最权威、最有文化价值的文献来为现代锡伯语注入一些合理成份的思想。这些文献既有语法、词法方面的内容,又有词汇方面的典型读物、译著代表作和权威性语言辞书等。如《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采用了光绪年间刻本, 主要讲解满文虚字类型、功能、用法等, 是实用性较强的满文教材。《古文观止》和《古文》是极具代表性文言文的译本, 译文质量较高, 词汇丰富, 可谓很好的再创作作品。《三国演义》亦据清代流行的版本出版, 语言顺畅、优美, 词汇量大。《锡伯(满) 语词典》系清乾隆年间修订的《御制清文鉴》的整理本。《旧清语辞典》系乾隆年间自《满洲实录》摘抄的旧满语的解释性词典, 保存了不少满语旧词汇, 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劝学篇》收录了记录于有关满汉合璧古籍文献的俗谚、格言、民歌以及《尼山萨满》的两个版本。《满语入门》收录了《清文启蒙》、《初学必读》、《清文虚字》和《清文接字》四部清代满文古籍, 具有较好的资料价值。《西游记》(1—3) 是清代翻译刊刻的作品。《六部成语》系按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汇集官衙用语的规范化满汉对照辞书, 成书于乾隆年间。《满文教材》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于翻译清代满文档案之需而编写的教材, 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西厢记》、《诗经》和《聊斋志异选译》(上中下) 均为清代流行的较有代表性的译著, 其中保存了很多满语新旧词汇。《满汉辞典》是根据《清文总汇》、《五体清文鉴》、《古文观止》(汉满合璧) 等编写的满汉词汇对照词典。《新满汉大词典》系大型工具书。取材于《大清全书》、《满洲类书》、《清文鉴》、《六部成语》、《清语摘抄》、《清文总汇》、《清文字汇》、《满洲实录》、《满文老档》、《上谕八旗》、《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满洲祭祀全书》、《异域录》、《清文尺牍》、《兼汉清文指要》、《满汉成语对待》等五十多种古籍文献。资料丰富, 篇幅巨大, 编排科学, 释文详尽, 是阅读和翻译满文古籍文献必备的工具书。《汉锡简明对照词典》是参考清代《清文启蒙》、《清文备考》、《满汉类书》、《翻译类编》、《上谕成语》、《满汉成语》、《清文典要大全》、《清文汇书》、《大清全书》、《清汉文海》等二十余种语言工具书及翻译现代汉语词汇而编纂的词汇对照工具书。书后附录了清代流行的汉满合璧《衙署名目》、《官衔名目》、《公文用语》和《折奏用语》。本书对阅读和翻译满文古籍文献具有参考价值。
以上通过分析、回顾清代满语满文的有关情况、满文文献的形成、锡伯文概念的产生、锡伯文的实质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新疆人民出版社锡伯文编辑室的编辑出版情况, 已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认识思路: 通过满语满文去认识真实的锡伯语锡伯文, 去思考和探讨它们之间的传承关系; 通过新中国成立后新疆人民出版社的出版情况来认识新时期实际存在的满文出版情况; 通过锡伯文与满文的传承关系以及实际存在的满文出版情况, 去重新思考满语满文的现世地位问题, 回答满语满文是否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等等问题。笔者的观点很清楚, 现代锡伯语是清代满语的继承和发展, 锡伯文是满文的传承, 锡伯文出版是新时期满文出版的继续。1947 年锡伯文改革以后在锡伯族知识界对此问题上出现的两种不同观点, 即赞同改革与不赞同改革的观点, 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理论性意义, 一是这种改革根本没有触动满文的整体结构, 二是现代锡伯文与满文之间根本不存在本质性区别。笔者认为不赞同改革的观点有其合理性, 就是说废除满文第六个元音之后, 在语言实践中, 始终未能避免使用当中的不便, 该元音的“影子”在锡伯语当中处处存在, 特别是锡伯族在继续大量使用满文古籍文献的情况下, 实际上在知识界一直在使用该元音及其派生的13 个音节。从语言的准确发音角度讲, 废除该元音实属不必。但是, 我们也不能刻求前辈, 当时的这种“改革”似乎是一种政治的和民族感情的需要, 有一定的必然性。何况,改革与不改革其效果都没有影响该文字的传承与实际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