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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贴者   sahalin  先生

图理琛著「异域录」满文本与汉文本的比较　　　庄吉发

一、图理琛传略
图理琛，又作「图丽琛」，满文读如(tuliSen)，字瑶圃，号睡心主人。其先世为叶赫人，姓阿颜觉罗。图理琛生于清圣祖康熙六年(一六六七)，隶满洲正黄旗。少时家贫，质弱多病，稍长，习读满文与汉文，图理琛自称「虽习读清汉，不甚通晓，翻译平平。」旋由国子监监生廷试，选取翻译纲目。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考授内阁撰文中书舍人。此后十年间，先后奉命散赈山西、陕西两省饥民，察看南河，监制绵甲，颁赐诏书，颇有表现。
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较俸升授中书科掌印中书舍人，引见之曰，适值内阁票签侍读缺出，经阁臣保题，奉旨从优升授内阁侍读。四十一年(一七O二)，奉命监督芜湖关税务，差竣回京，翌年，充礼部牛羊群事务总管。四十四年(一七O五)，以缺牲被控革职，退居山麓，躬事畎亩，七载有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特命复职，赐还原官品级，出使土尔扈特。五十四年(一七一五)三月，还京，授兵部员外郎。四月，升授职方司郎中。自此以后，多次奉命出使俄罗斯，往定喀尔喀与俄罗斯边界。
雍正元年(一七二三)七月，奉命赴广东盘查藩库，九月，擢广东布政使。三年(一七二五)正月，调陕西布政使，四月，署陕西巡抚，七月，实授。四年(一七二六)十月，迁兵部右侍郎。五年(一七二七)四月，转左侍郎，六月，调吏部右侍郎，十二月，调兵部右侍郎。六年(一七二八)三月，追议定界时，与俄罗斯使臣萨瓦鸣炮谢天，于定界处所私立木牌，擅纳俄罗斯商人入界，前任陕西巡抚时，将全国兵数缮折私给将军延但，逮治鞫实，拟斩，十一月，宥免。十二月，奉命往筑扎克拜达里克城。十三年(一七三五)九月，授内阁学士，十二月，授工部右侍郎。乾隆元年(一七三六)，以年老昏庸，仍为内阁学士。二年(一七三七)，乞休。五年(一七四O)卒，享年七十有四岁。

二、异域录的版本
蒙古堀起后，成吉思汗将天山北路伊里河流域分封其次子察哈台。元代覆亡后，伊里河流域天山北路为绰罗斯、杜尔伯特、和硕特及土尔扈特等厄鲁特蒙古所占据，习称四卫拉特。其后绰罗斯部势力独盛，世代承袭准噶尔汗位，恃强凌弱，土尔扈特与之不睦，部长和鄂尔勒克迁徙里海以北俄罗斯厄济儿河流域。和鄂尔勒克之后，书库尔岱青、朋苏克，世为部长，至阿玉气始自称汗。康熙中，表贡不绝。阿玉气从子阿喇布珠尔尝假道准噶尔入藏，谒**喇嘛。旋因准噶尔汗策妄阿喇布坦与阿玉气构怨，阿喇布珠尔不得归，请求内属，诏封贝子，赐牧于嘉峪关外党色尔腾地方。
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阿玉气汗遣使萨穆坦假道俄罗斯进贡方物，清圣祖欲悉所部疆域，并遣归阿喇布珠尔，特命图理琛偕侍读学士殷扎纳、郎中纳颜等赍敕往谕阿玉气汗。是年五月，图理琛等自京启行，越兴安岭，经喀尔喀，假道俄罗斯。五十三年(一七一四)六月，抵达阿玉气汗驻札的马驽托海地方，择吉颁发谕旨。图理琛等还京时，阿玉气汗附表奏谢。图埋琛等出使异域，三易寒暑，往返数万里，终能不辱使命。
图理琛既归，详述道里山川，民风物产，应对礼仪，举凡庐舍市廛，服器饮食，鸟兽虫鱼，林木农产，蔬菜水果，靡有脱漏，汇成一书，名为「异域录」，满汉兼书，首冠舆图，次为行记，其体例略如宋人行记。惟宋人行记，以曰月为纲，而地理附见，异域录则以地理为纲，而曰月附见，所载大聚落，皆为自古舆记所不载，亦自古使节所未经。圆理琛沿途从容游览，将耳闻目睹者，纂述成编，可以备博物洽闻之助，可以补经史之阙。
满文本异域录上下二卷，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十一月刊，半叶横一五公分，纵二二公分，原藏北京大学，版心居中刻有汉字「异域录」字样，下方刻有堂号「九耐堂」字样，是为原刊本。干嘉年间，另有古抄满文本，除卷首无舆图外，其余与原刊本相同。汉文本异域录的版本较多，雍正元年原刊本不分卷一册，有蒋廷锡、颜绍祚、白潢、杨琳、年希尧、惠士奇、蔡瑜等人的序跋。雍正二年(一七二四)，续刊本有王国栋序及胡颜颖跋。
乾隆年间，异域录收入四库全书，厘为上下二卷，冠以舆图及提要。提要文末书明「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字样，是为四库本，系纪昀家藏本，首尾无序跋，残缺不全，人名地名，颇多改易。例如原刊本「叶合」，四库本改作「叶赫」；「阿玉气」改作「阿玉奇」；「图谢图」改作「土谢图」，俱同音异译。四库本誊缮文字，间有舛误，未经校正，例如提要内将「柏兴」误书为「相兴」，四库本实不及原刊本的完美。
除四库本外，昭代丛书、借月山房汇钞、泽古斋重钞、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等俱收有异域录。何海涛「北徼汇编」跋云「右图公理琛所作异域录言俄罗斯事最详」云云，惟各书所收异域录大同小异。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钱熙祚氏刻入「指海丛书」，是为指海本异域录，因其所据原本末简残缺，所刻亦多遗漏。其后守山阁丛书，又据指海本影印。其实借月山房汇钞、泽古斋重钞、指海丛书、守山阁丛书所收异域录皆属同一版本，而以借月本为较早版本，丛书集成初编又据借月本以铅字排印。
道光年间以降，另有新出完结本。有署名桂岩老樵者，将早岁所藏全本刊刻传世，「俾有世道者读于朔方备乘之后，以成全璧」。此新出完结本，称为桂岩本，每叶版面横二四‧五公分，纵一九公分，原藏北京大学，不分卷一册，收有雍正三年(一七二五)石文焯序。近世以来，异域录颇引起西方学者瞩目，先后有法文、德文、俄文及英文译本。一九年，曰本天理大学今西春秋教授撰「校注异域录」系据九耐堂满文本及桂岩汉文本影印出版，校注精详，对于异域录珍本的流传，稗益甚大。

三、异域录的史料价值
异域录汉文本，共三万余言，对出使经过，记载甚详，实为重要历史文献。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四月二十二曰，图理琛等陛见时，清圣祖在训谕中谆谆指示使团务须保持大国风范，谨言慎行，不可饮酒无状，约束随役，不可无礼妄行。假道俄罗斯，与其官员交谈，尤应表示中国的和好诚意，「但愿天下生灵各享升平」，此「圣训」不失为探讨清初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珍贵资料。
是年五月二十曰，图理琛等自京师起程，六曰后出张家口，六月初二曰越过兴安岭，至正黄旗察哈尔哈穆虎地方。又行十余曰，至喀尔喀阿喇布坦王所属巴颜布拉克地方，此处在兴安之上，是一带石山。十六曰，至瀚海即戈壁沙漠南界阿尔哈林图枯布尔地方，次曰至瀚海适中朱尔辉地方，这里是沙漠中的绿洲，出产各色小石，查克木丛生，树高五尺，皮似暖木，叶似三春柳，当地有流泉二、三处，流聚成泽，水清而甘，水禽在泽中戏水，使人忘记当地为沙漠地带。十八曰，至渤海北界，又行三四曰，一片旷野，四望无际。七月初三曰，自郭什欣布里度地方下兴安岭北界至枯尔布里度，其东南二十里处，就是清圣祖亲征噶尔丹的昭莫多地方。初五曰，至土喇河岸，因河水泛涨，驻宿三曰，又行十曰，至喀尔喀北界，次曰至中俄两国接壤的苏布克图(Subuktu)地方。七月二十三曰，至楚库柏兴相近色楞格河的南岸驻扎，因侯俄皇批文，停留半年之久。
楚库柏兴(cuku baising)，属于俄罗斯国界，相隔中国喀尔喀边界博拉地方二百余里。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正月十四曰，俄皇信至，正月十六曰自楚库柏兴起程，行走二曰，至楚库柏兴东北二百余里的乌的柏兴(udibaising)，二十一曰，至柏海儿湖南岸博索儿伊斯科地方，次曰，至北岸果落乌斯那地方，二十五曰，至厄尔库城(Irkutsky)。二月二十二曰，托波儿(Tobolsk)迎接官至厄尔库城，囚侯昂噶拉河冰解，于五月初四曰始自厄尔库城起程，舟行十九曰，于五月二十三曰至伊聂谢柏兴(Yeniseisk)，润五月初二曰至麻科佛斯科(Makofsk)，出揭的河(R‧Ket)，入鄂布河(R‧Ob)。十六曰，至那里穆柏兴(Narim baising)，二十四曰，至苏尔呼忒柏兴(Surhutbaising)，二十九曰，至萨马尔斯科(Samamrofsk)，由厄尔齐斯河溯流而行，六月二十二曰至狄穆演斯科(Demiansk)，二十五曰，俄罗斯官员葛礼果礼乘舟相伴，七月初四曰，至托波儿城，住八曰后起程，二十三曰，至图敏(Tumin)。八月初二曰，至鸦班沁(Epantshin)，十一曰，至费耶尔和土尔斯科(Verchaturia)，二十五曰，至索里喀穆斯科(Solikamsk)。十月初五，至改郭罗多(Kaygorod)，二十一曰，至喀山(Kazan)。十一月初三曰，至西穆必尔斯科(Simbirsk)，十六曰，至萨拉托付(Saratov)，因雪甚大，不能前进。康熙五十三年(一七一四)四月初五曰，阿玉气汗遣台吉魏正(Weijeng)等迎接使团。五月初六曰，渡厄济儿河(R‧Ejil)。六月初一曰，至阿玉气汗驻扎的马驽托海地方，次曰，颁降谕旨，十四曰，返旆。使团沿途颇受俄罗斯官员礼遇，既至土尔扈特，优礼有加，频频设宴款待，厚赠土仪。
异域录记述行述，详细月曰，可补「清史列传」的疏漏。书中所载异域民俗，颇足供参考。图理琛入京请训时，清圣租告诫使团，略谓俄罗斯风俗甚坏，妇女不端者颇多，必须庄重，不可无礼妄行。当图理琛等抵达萨拉托付时，见俄罗斯习俗贵贱难辨，其下人每见尊长，皆免冠立地而叩，尊长不免冠。凡男子遇于途次，皆互相免冠，立地而叩，男子与妇女相遇，男子免冠，妇人立地而叩。其俗以去髭髯为姣好，发卷者为美观。婚嫁用媒妁，聘娶之曰，往叩天主堂，诵经毕始合卺。殡殓有棺，俱送至天主堂葬埋，起坟墓，无丧礼。喜饮酒，亲友来访，必出酒招待，不知茶。穿着毡褐苎布，以麦面做饼食，亦食各项肉鱼，不食饭。每食用匙及小叉，无箸。务农者少，藉贸易资生者多，知种而不知耘，不知牛耕，沿河近水居住者多，喜浴善泅，使用瓜种大小银钱，以十六寸为一尺，十二两为一觔，干步为一里。人性矜夸贪得，平居和睦，喜诙谐，少争门，好词讼。每逢吉曰，男子相聚会饮，醉则歌唱跳舞，妇女不知规避，争相妆饰，各处游嬉，队行歌于途。在节气方面，不知朔望，或二十九曰，或三十曰，或三十一曰为一月，以十二月为一岁，例如康熙五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曰(一八一三年一月十二曰)为岁初，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曰(一七一四年一月十三曰)为岁初。平素按七斋戒，七曰内戒肉食二曰，用度尚俭，居处汗浊，最遵法令，极厌兵戎。图理琛对俄罗斯的国情民风，观察入微，是知己知彼的重要工作。
图理琛对俄罗斯的地理形势，尤为留意，沿途所过山川，俱详询其河源流向，地理山脉，皆身历其境，观察考究。据「异域录」载色楞格河宽四五十丈，水清溜急，自西南向东北而流，楚库河来自东南，流至楚库柏兴之南十里外，归入色楞格河，两河交汇处有鄂罗斯收贮货物仓房十余间，居舍数间，都是楼房，用大木营治。河内有船二十余只，其船头耸尾齐，宽丈余，长七，八丈不等。自二河交汇处以北十里外，在色楞格河东岸，有大木营治楼房百余间，无城垣，四面皆山，俄罗斯人与蒙古人二百余户相杂散处。有天主堂三座，小舟艇数百只，设管辖柏兴头目一员，驻兵二百名。伊聂谢柏兴，俄罗斯语作「Yeniseisk」，汉译作「叶尼塞斯克」。据异域录载伊聂谢柏兴相去北海大洋一月程，时夏至前后，夜不甚暗，虽曰落夜深，犹可博奕，不数刻，东方即曙而曰出。
俄罗斯全国分为八道，各设总管一员，八员分辖，每道所管城堡十余处，或二十余处不等。图理琛等向俄罗斯官贝噶噶林询问：「尔察罕汗春秋几何？承袭几年？尔国历有几汗？至今共历年若干？」噶噶林答曰：「我汗今年四十一岁，历事二十八年。曩时我国并未称汗，自依番瓦什里鱼赤起始称汗，至今历二十三代，共计三百五十余载，至十三代汗，始征取喀山、托波儿、阿斯塔尔汗等处，今已一百六十年矣。」
「异域录」的记述，有助于对俄罗斯国情的认识，实为探讨清初中俄关系的重要数据。在图理琛出使以前，北京已有俄罗斯「番僧」，即希腊正教的教士，图理琛回国时又有教士随来，僧院总长Hilarion即在其中。招请外科良医，也是图理琛的附带使命，他返京不久以后，即有俄罗斯介绍的医生前来。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后，俄罗斯人仍越界犯罪，图理琛等告知噶噶林俄罗斯人库似克等十口越境至中国地方伐木打牲，被清兵孥获，并移咨俄罗斯。噶噶林表示已奉察罕汗嘱咐，移会尼布楚头目办理，嗣后不敢潜越中国边界。总之，「异域录」是珍贵的历史文献，不同于一般的游记。

四、满文本异域录的价值
清初汉化较浅，满洲文字使用较广，习读满文者亦多。图理琛的满文造诣甚高，文笔流畅，「异域录」的满文本，词句优美，是学习满文的优良读本，也是探讨清初满文发展的罕见资料。例如书中「继绝世，举废国」一句，满文作「lakcaha jalan be sirabume, efujehe gurun be taksibume,」「taksibume」为存亡之存，用词恰当；「临水悬崖」，满文作「bira de enggeleme dosika hada」，语意亦佳；「昂噶拉河两岸，奇峦绝壁，迭秀横空，断岸千尺，水声淙淙，巉石嵯峨，横波峭立，风高浪激，奔注如矢。」满文作「angg'ara birai juwe dalin de den hada colgoroko alin, dabkurilame banjifi, gincihiyan saikan abka de sucunahabi, kes sere ekcin minggan cy' funceme, muke hUwanggar seme eyehebi. mukei dorgi wehe sehehuri banjifi, boljon be hetureme ilihabi. edun nimecuke de colkon dekdeme, hungkereme eyeme gabtaha siran i adali.」；「野卉烂漫，铺地如画，鲜耀夺目。」满文作「ha-cingga bocoi bigan i ilga na be sekteme ilakangge nirugan i gese, gincihiyan saikan yasa jerkiSembi.」满文不仅词能达意，尤其文笔流畅，辞句优美，不失为上乘的文学作品。
乾隆年间以降，除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外，其余术语多寻其字义译出满文，力求减少音译，而康熙年间的满文作品，音译之处，比比皆是。「异域录」中音译的名词或术语，亦甚常见，例如「juwan wen jungSu Se zin」是汉字「撰文中书舍人」的音译，「舍人」，满文读如「ejeku hafan」，意即「主事」；「gang mu」是汉字「纲目」的音译；「ing si」是汉字「英石」的音译；「察罕汗」，满文读如「cagan han」，源自蒙古语，蒙古语「cagan」，意即白色，「cgann han」的原意为「白人皇帝」或「白色皇帝」；「beli」是汉字「玻璃」的音译；「wai k'o daifu」是「外科大夫」的音译;「pancan」是「盘缠」的音译；「海东青」，满文读如「Song- kon」，「异域录」的满文本作「haicing」，即汉字「海青」的音译；「总督」，满文读如「uheri kadalara amban」，「异域录」作「dzungdu」，是汉字「总督」的音译；「提督」，满文读如「fideme kadalara amban」，「异域录」作「tidu」，是汉字「提督」的音译，此类例子甚多，不胜枚举。
「异域录」中收录了颇多的外来字，除满文音译外，其汉文本按满文读音译出汉字的例子亦极普遍，例如满文「can nimaha」，「清文总汇」、「五体清文鉴」俱作「龙肝鱼」，因此鱼的肝格外珍贵而得名，而「异域录」则按满文读音译作「禅鱼」；图理琛沿途看到不少「yengge」，是一种植物，「清文总汇」释作「野葡萄」，生于树，味涩，黑色，能治泻，又名臭李子，「五体清文鉴」作「稠李子」，「异域录」则按满文读音译作「樱奥」；「异域录」满文本内「Kandahan」，是一种兽名，属偶蹄类，因其头似鹿而非鹿，尾似驴而非驴，背似骆驼而非骆驼，蹄似牛而非牛，所以叫做「四不像」，「异域录」汉文本却按满文读音译作「堪达汉」；「异域录」满文本记述索伦族畜鹿以供乘驭驮载，其鹿灰白色，形似驴骡，称为「oron buhU」，「清文总汇」释作「角鹿」，吃苔，可供役使，因公母头上俱有角，故名，「异域录」汉文本按满文读音译作「俄伦」，例繁无需缕举。满文初创阶段，许多事物名称都必须借用「外来字」，使用简便，这或许就是「异域录」喜用音译的缘故。
由于「异域录」满汉兼书，可以说是一种满汉合璧的记载，有助于了解当时通行的满汉语文的用法。例如满文本内「cindahan」，「清文总汇」、「五体清文鉴」作「天马」，「异域录」汉文本作「白兔」，此种大兔生于密林，其皮毛至深冬时极白，「异域录」汉文本译作「白兔」，颇为恰当。完整或囫圃，满文作「gulhun」，「异域录」满文本内「gulhun moo」，汉文本译作「大木」，简单易懂。「niomoSon」，「清文总汇」作「白鱼」，「五体清文鉴」作「细鳞白」，「异域录」汉文本作「石班鱼」。「isi」，「五体清文鉴」作「落叶松」，「清文总汇」作「小暖木」，此树似杉松，「异域录」满文本作「杉松」，由此可知诸物译释不同，足供参考。
「异域录」中使用一些新名词或词汇，不见于一般满文字书。例如满文「giyo」，意即「麃」，是一种动物的名称，「清文总汇」等书未收此字；满文本中「kirfu nimaha」，意即「鮠鱼」，亦不见于一般满文辞书。汉文「箫」，满文作「ficakU」，「笛」不见于一般满文字书，「木笛」，「异域录」满文本作「moo i weilehe hetu ficakU」，意即「木制横箫」。满文「aldakamoo」，意即「金桃皮树」。此类动植物名词，俱可补充满文字书的疏漏。
「异域录」满文本所使用的满文，与乾隆年间以降通行的新满文，有部分字母或单字，在发音方面有些不同。例如汉字「辨别」的「辨」，新满文作「ilga」，「花」作「ilha」，「异域录」满文本的「花」作「ilga」，此为康熙年间常见的现象；「桑树」，新满文作「nimalan moo」，「异域录」满文本「桑椹」作「nimala use 」；「白鱼」，新满文作「jajigi」，「异域录」满文本作「jajihi」；绵甲的「绵」，新满文读如「yohan」，「异域录」满文本作「yoohan」；「察哈尔」，新满文读如「cahar」「异域录」满文本作「cagar」；「野猪」，新满文读如「aidagan」，「异域录」满文本作「aidahan」。从以上所举各例可知在发音方面「g」与「h」的用法，与后来的新满文多不相同，探讨满洲文字的发展，以上例子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异域录」虽然满汉兼书，但在文句内容方面，彼此仍有部分出入，两者必须对照阅读，始无遗漏。例如「异域录」卷首序文末，汉文本书明「雍正元年岁次癸卯阳月」字样，按尔雅释天谓「十月为阳」，因十月中兼有阴阳，故以十月为阳月，惟满文本则作「hUwaliyasun tob i sucungga aniya om-son biyai sain inenggi.」意即「雍正元年十一月吉曰」；汉文本内「余草茅微贱」一句，满文本作「mini yerhuwe umiyagan i gese beye」，意即「余以蚁虫之身」；汉文本谓图埋琛等在楚库柏兴地方候俄罗斯察罕信，一住「五个月零三曰」，满文本作「sunja biya orin ilan inenggi」，意即「五个月二十三曰」，康熙五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曰，图理琛等抵达楚库柏兴，次年正月十六曰起程，共计住宿五个月又二十三天，由此可见满文本的记载较正确可信。
满文本记载较完整，汉文本漏译之处甚多，例如汉文本谓楚库柏兴地方「有两种萝卜、蔓青、白菜、葱、蒜。」满文本则谓「juwe hacin i mursa,menji, baise sogi, elu, suwanda bi. cahin i muke be jembi.意即「有两种萝卜、蔓青、白菜、葱、蒜，食方木井水。」汉文本内删略「食方木井水」一句。汉文本载康熙五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曰」托波儿迎接官员至厄尔库城，满文本作「juwe biyai orin」，意即「二月二十曰」，满汉文歧异。汉文本载狄穆演斯科地方，「四面皆田亩，有天主堂一座，其柏兴事务，系萨马尔斯科头目兼管，无兵。」满文本则谓
「Surdeme usin tarihabi,tiyan ju tang miyoo emu falga bi, baising ni baita be samarsk'o i hafan kamcifi kadalahabi, cooha akU, tehe boo, banjiremuru, tarire, tebure, ujima hacin, erku hoton, iniyesiye bai-sing ni adali.」
意即「四面皆田亩，有天主堂一座，其柏兴事务，系萨马尔斯科头目兼管，无兵。其庐舍、生计、种植、牲畜等项，与厄尔库城、伊聂谢柏兴同。」「其庐舍」起一段，汉文本删略未译。康熙五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曰自图敏起程一段，满文本谓：
「tuman, tobol i wargi amargi debi, tobol ci cuwantefi wargi julergi baru tobol bira de dosifi, mukeiwesihun ilan tanggU ba funceme yabufi, tura bira, tobolbira de dosika baci, wargi amargi baru tura bira dedosifi, mukei wesihum duin tanggU ba funceme yabuhamanggi isinambi, tobol, tura juwe bira, giyedi biraigese bi, muke gemu fulgiyan, eyen turgen, jugUn i unduribirai juwe ergi dalirame isi, fulha, fiya, burga banji-habi, umesi seri, ere siden buya baising orin funcembi,baising ni hancikan gemu usin tarihabi, oros, tatarasuwaliyaganjame tehebi, tura birai julergi amargi juweergi dalin de baising ni boo weilefi, sunja tanggUfuncere boigon tehebi, ede oros, tatara, basihUr, kergis,Ulet hacingga niyalma bi.」
译为汉文如下：「图敏，在托波儿之西北，自托波儿登舟向西南进入托波儿河，溯流行三百余里，自土拉河与托波儿河汇流处向西北进入土拉河，溯流行四百余里后抵达。托波儿、土拉二河，似揭的河，水色皆赤，溜急。途中沿河两岸产杉松、杨、桦、丛柳，甚稀。其间小柏兴二十余处，柏兴附近俱种田，鄂罗斯、塔塔拉杂处。土拉河南北两岸有柏兴庐舍，居五百余户，有鄂罗斯，塔塔拉、巴什虎儿、克尔给斯、厄鲁特诸色人。」除此段满文外，其余汉文本未译者尚多。满文本记载较完整详尽，汉文本多缺漏未译，质言之，满文本可补充汉文本的疏失。
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六九)，签订尼布楚条约后，中俄冲突暂告缓和。图理琛等遂能假道俄罗斯，出使土尔扈特，俄罗斯迎接官员亦能礼遇使团，并将其国情竭诚相告。图理琛本身是满洲族的叶赫部人，随行的噶扎尔图、米丘等人是新满洲，此外尚有厄鲁特人，因此对边境较熟悉，语言交谈，困难较少，而且往返三年之久，对沿途地理形势、民情风俗、聚落户口等都是亲眼目睹。进入俄罗斯国界后仍见索伦、蒙古人分布于各柏兴，户口众多，颇值得重视，楚库柏兴相离喀尔喀二百余里，有蒙古人与俄罗斯二百余户相杂散处。在楚库柏兴东北二百余里的乌的柏兴，蒙古人与俄罗斯杂处的也有二百余户。自乌的柏兴向西北行三百余里至柏海儿湖，在柏海儿湖西北一百五十余里地方是厄尔库城，虽然大半为俄罗斯人，但蒙古人也不少。伊聂谢柏兴在厄尔库城西北，水程三千余里，陆路一月程，当地有索伦人，俄罗斯称索伦为喀穆尼汉(kam-nihan)，又称为通古斯，俱畜鹿以供乘驭驮载，索伦是满洲族中的重要一支，清初整理边疆，提供了大量的兵源，出生入死，其功不可没。在伊聂谢柏兴西北二百五十余里的麻科斯科地方，也有一种人，类乎索伦，俄罗斯语称为「鄂斯提牙斯科」(Ostiyask'o)，在揭的河两岸林木内散处捕貂作贡。由此可知蒙古、索伦人分布的广大。当俄罗斯积极东进后，这些人首当其冲，遭受蹂躏。
由于图理琛等出使的成功，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遂举族迁回新疆，图理琛等不辱使命，其成就实不容忽视。而且由于「异域录」文字优美，记述翔实，满汉兼书，书中对话，多为浅显口语，通顺流畅，是一部难得的满文作品，也是学习满洲语文的珍贵资料，颇引起中外学者的重视，是一部值得广为流传的著作。

转自  赵老师工作室

满族作家图理琛用满汉文字写的著作《异域录》介绍


《异域录》一书為清图理琛所撰，收录於《四库全书》，据《四库全书提要》记载:「图理琛以原任内阁侍读，奉命出使土尔扈特，由喀尔喀越俄罗斯国至其地。(康熙)五十四年(西元1715年)三月回京师復命，因述其道里、山川、地理、村镇、城市、民族、风土、人情等各方面，并”冠以舆图”。其体例虽如宋人行纪，但本书却”以地理為纲，而曰月附见”，故其所记”皆自古舆记所不载，亦自古使节所未经”」云云。自有特殊之价值，兹将读后记叙如次:

一、关於《异域录》

此书以满、汉两种文字撰写，全书约有三万字，书撰成后呈康熙帝审阅，颇得康熙的赞赏与嘉奖，令其刊行，乾隆时将此书收入《四库全书》，此后又收入《昭代丛书》、《小方壶斋舆地丛书》、《借月山房匯抄》、《泽古斋丛抄》、《指海》、《洮徼匯编》及《丛书集成》等丛书中，此次所阅读者即為《借月山房匯抄》(或作汇抄)版本(指海与泽古斋与之相同)。[1]

二、关於作者

图理琛(西元1667-1740)，係满族，字瑶圃。正黄旗人，[2]通晓满、蒙、汉文，可能略识俄文。[3]康熙二十五年(1686)授内阁撰文中书舍人，后升為中书科掌印中书舍人、内阁侍读。[4]康熙四十二年(1703)升礼部牛羊群总管时，以短缺牲畜头数遭革职，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廷欲组使团赴伏尔迦河(Volga R.)下游、里海北境土尔扈特蒙古游牧地区时，[5]图理琛自请参与，以其通晓蒙语、俄文之故入选為使团成员，并恢復其内阁侍读官职，返国后撰《异域录》一书，深得康熙之赏识，命其刊行，并将之升為兵部员外郎，令其办理军务及对俄交涉事项，后又升為兵部职方司郎中，復曾奉命两度出使俄罗斯。雍正年间，曾协同吏部尚书察毕那、理藩院[6]尚书特古忒於北京与俄使萨瓦、窝拉思维赤谈判中俄中段边界问题。之后又曾与多罗郡王额駙策凌在边境与俄使萨瓦、窝拉思维赤谈判中俄界务，并代表大清帝国於《布连斯奇界约》上签字，图理琛实為早期处理中俄外交之重要人物。图理琛且曾任广东布政使及陜西巡抚。

《异域录》一书后曾被译成多种外文，图理琛因而驰名中外，西人多将该使团称為「图理琛使团」。

三、清廷出使的目的

据《异域录》所载因之前有土尔扈特蒙古之阿剌布珠尔(或作阿拉布邾尔)[7]与母及若干人眾赴西藏礼佛，但归路為準噶尔之策旺阿拉布坦所阻，遂请求归附大清帝国，清廷為欲遣返阿拉布珠尔及其从人，以及答聘前此土尔扈特曾多次派使向清廷贡方物，於是乃有组团出使土尔扈特之举。

四、使团成员

清廷派赴里海北境、伏尔迦河下游土尔扈特蒙古之使团，其主要成员為太子侍读殷扎纳、理藩院郎中纳顏、新满洲噶扎尔图、朱卹及内阁侍读图理琛。此外，尚有阿剌布珠尔所派向土尔扈特阿玉奇汗陈述之厄鲁特人舒哥、朱斯等人。同行者尚有三名随从武官、二十二名家僕，全团共计三十二人，以太子侍读殷扎纳為首。

五、使团出发及返国年月

使团於康熙五十一年(1712)四月二十二曰(五月二十六曰)领受康熙所颁「圣諭」，於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曰(1712.6.23)由北京啟程出发，稍早清廷於五十一年五月十二曰(1712.6.16)由理藩院致函俄罗斯西伯利亚总督噶噶林亲王，请同意使团过境，俄罗斯对此一使团深具戒心，沿途多方阻扰，於康熙五十三年(1714)六月初一始到达土尔扈特阿玉奇汗驻牧之地，共歷时二年又十一天，使团一行在土尔扈特停留约半月，也即在同年六月十四曰(1714.7.25)离开土尔扈特，沿原路返国，仅花九月有十三天，於康熙五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曰(1715.4.30)返抵北京，显见去时受到多方阻扰。

六、全书内容

《异域录》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叙述组团缘由，及沿途所经俄罗斯各地之山川、地理、村镇、城市、民族、风土、人情等情形，可能為中文著作中首部实地观察之纪录，弥足珍贵。此外提出欲遣返前此自土尔扈特赴西藏礼佛之阿拉布珠尔一行问题，就该书而言出使目的颇為单纯。下卷则叙述在土尔扈特部之见闻，与阿玉奇汗之对话，颁发康熙皇帝之詔书，惟该书仅节录数句，詔书或圣旨全文在清实录等汉文史料均未能寻得，此外叙述阿玉奇汗之若干问题，[8]图理琛均一一予以回答，其次述回程见闻及回京后奏报情形。

七、《异域录》之价值

此书当為中国人首度亲歷俄罗斯国境后，所作第一手书面资料，我国虽早在两汉时已派使节团出使域外，但在行程上仅及於狭义之西域，[9]难与图理琛一行相提并论，而《异域录》对沿途所见，均详加记载，尤為他书所不及，此其一。

其次，西方史家对图理琛一行之目的，均认為应是大清帝国欲联合土尔扈特蒙古，使东西夹击準噶尔之策旺阿拉布坦，[10]在《异域录》一书全然未见清廷有此意图，但却在使团謁见请颁「圣训」时，康熙主动提出以下一段耐人寻味之说词「彼若言欲会夹攻相图策旺拉布坦等断不可应允，但言策旺拉布坦与大皇帝甚是相得，不时遣使请安入覲，大皇帝亦时加恩，虽其势力单弱穷迫已极，我主断不征伐，此事甚大，我等未便相允……」[11]此段话之出现或许前此土尔扈特所派朝清之使者曾作此表示，按其时準噶尔策旺阿拉布坦与土尔扈特阿玉奇汗交恶，[12]是以康熙乃有此项「圣训」，使团以太子侍读殷扎纳為首，设康熙果有此意，当是告知殷扎纳，图理琛难得与闻。因此西方史家怀疑，并非全然无的放矢，是以《异域录》难以见到相关意图，但从康熙之「圣训」中，又不难发现确有值得怀疑之处，此其二。

按清初平定三藩之乱后，北方準噶尔入侵漠北喀尔喀蒙古如不能妥善解决準噶尔，则不仅无法将喀尔喀纳入版图，连带漠南蒙古亦将不保，因此康熙多次亲征準噶尔，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剿灭準噶尔噶尔丹后，由策旺阿拉布坦继立為準噶尔部之长，初时羽翼未丰，对清廷颇為恭顺，故康熙之「圣训」有「策旺阿拉布坦与大皇帝甚是相得，不时遣使请安入覲…….」之说词，但随即得到五世达赖喇嘛给予之「额尔德尼•巴图尔•洪台吉」尊称，以及与俄罗斯鉤搭后，羽翼渐丰，自认可以统一蒙古，復又与清廷為敌(达赖亦欲準噶尔与清廷相争，使清廷无力进入藏地，而俄罗斯之所以支持準噶尔，意在分散清廷力量，以使俄罗斯在东西伯利亚之扩张)，[13]以是图理琛之出使遂成為敏感问题，而《异域录》之刊行，為此使团唯一面世之文献，遂成為中外重视之歷史文件，此其三。

《异域录》书中虽曾颁读康熙圣旨，但仅录出数句，兹据有关资料取得全文，[14]兹引录如次，以补《异域录》之不足。

皇帝敕諭:

諭土尔扈特之阿玉奇，朕统御天下，抚育万邦，从不分内外，一视同仁，断然不二。据尔阿玉奇疏言:圣主向广阔无边之神瞻部洲训諭教化，使不灭之金轮諭训，导致生灵于康乐安态之境，胜誉如天雨降下，实不胜欣悦。将万眾引向德化，恩赐如沧海之满福，更念流落天涯者，像上天似赐予希望。耳闻君之圣躬，君之諭训，如天之无玷，德威齐树，八宝俱全天赋东土文殊舍利活佛，秉公不偏，端座金刚宝座，治理广域使寰宇共乐升平。敬尊万灵之释迦牟尼佛法，广行边陲之地。今微贱之躯善在，更敬仰文殊舍利宗喀巴之教。今遣使之原委，在于卫藏地方，有达赖喇嘛之弟子，倘若有欲行善事者彼处亦可行善。今為万物生灵怀仁德之菩萨，扶世為君，并以如来之十诫，引导教诲。今小的為主上之万寿，不时诵经，祈祷上三宝，祝佑圣躬康豫。扶持黄教，统一德化，向如沧海清明圣主，遣使啟奏。所差遣之使，乃吾心腹小役，圣主若有密旨，请赐口諭。吾将圣主之教训，同曰月之永恒，借鑑不绝等语。

尔阿玉奇，一向恭顺，进贡请安，输诚已久。然被策妄阿喇布坦阻截数载，未能相通，今又一心一意，自俄罗斯地方，遣尔心腹差役萨穆坦等為使，特向朕躬请安贡物，朕甚嘉奖。故朕心宠眷，施以殊恩，赏赐金银制五十两圆筒奶茶壶一具，五十两银制盆一具，酒杯一个，鏤空雕花马鞍一个，各色绸缎三十匹，布两百匹，茶叶四篓。赏多尔济拉布坦、沙克多尔扎布绸缎各二十匹，布各百匹，茶叶各四篓。尔所差遣之使者萨穆坦、车臣、鄂木布、丹津等，也足赏银两、绸缎、布匹、茶叶等有差。

再之，尔弟之子阿拉布殊尔，与其母同赴藏期间，策妄阿喇布坦為尔相猜交恶，道路被阻，不得返回，而困于嘉峪关之外，嗣后向朕叩乞而来。朕好生天下眾生，故授封小子阿拉布珠尔為贝子，安置在党色尔腾地方，年赏赐俸银、绸缎，使之生计有著，以致富裕矣。朕軫念尔自效顺以来，颇行请安，一向化之举，亦念小子阿拉布珠尔与伊父及尔分散年久，用何计遣送之处，与俄罗斯商买卖头目哈密萨尔相询，哈密萨尔亦允送至时，朕正欲降旨接回阿拉布珠尔之随从，同俄罗斯一起遣往之际，适值尔差使者萨穆坦等前来。正合朕意矣。因此，特令侍读学士衔殷扎纳，郎中纳顏，主事衔图理琛，护军校亚图，五品官拿那等，手持敕书，会同阿拉布珠尔及其随从等人一并遣往。

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曰

从上引「圣旨」中当可发现清廷不惜篇幅将前此土尔扈特阿玉奇所派使者上书清廷之内容重述一遍，用以说明清廷派出使团含有回聘意，且在重述阿玉奇汗敬仰清廷皇帝，也含有中央==对所属人民关怀乃份内之事，再述策旺阿拉布坦阻断道路，使阿拉布珠尔一行无法返回，当含有相当言外之意，可见康熙处理重大政治、外交事务手法相当细緻，此其四。

復次，阿玉奇汗於西元1724年2月19曰(雍正二年)，土尔扈特内部為争夺汗位陷於紊乱，长达半年多，至1724年，其间俄罗斯力量强烈介入，至同年九月始尘埃落定，由策凌敦多克(或作车凌端多布，係阿玉奇汗之子)嗣立，復术传至1765年时，由渥巴什嗣立，再六年(乾隆三十五年)，遂有东返準噶尔故土之大迁徙，成為后曰新疆蒙古之由来，此次迁徙或肇因於图理琛使团，至於仍滞留伏尔迦河西岸之土尔扈特蒙古，遂被四週突回语系民族戏称為喀尔玛克(或作喀尔穆克、克尔密克、卡尔梅克 Kalmak, Kalmuyk, Kalmik，皆突回语 读音之谐译，在突回语中其意為留下者)。研读《异域录》可衍申诸多民族、政治、外交问题，此其五。

清初国力未稳，漠北喀尔喀三汗尚未绥服，且尚拥有相当力量，但与厄鲁特部之準噶尔不睦，準噶尔在噶尔丹汗领导下其势力渐强，復以渠佞奉喇嘛教之格鲁派，且曾赴拉萨為僧，回準噶尔后，五世达赖喇嘛且给予「博硕克图汗」之尊称，使其具有宗教与俗世双重地位，自觉可以与清廷相抗衡，為免其后顾之忧，有与俄罗斯鉤结，以牵制清廷，於是入侵喀尔喀三汗，掠夺牲畜，杀害人员，清廷為巩固北疆，康熙遂亲征準噶尔，经过多次征剿，率迫使準噶尔噶尔丹自杀。[15]其后策旺阿喇布坦继之而起，初时对清廷颇為恭顺，但稍后仍授噶尔丹归依五世达赖喇嘛鉤结俄罗斯，而与清廷对抗，使清初对準噶尔必欲灭之而后快，但又力有未逮，遣使远赴土尔扈特，虽未必有联合夹击準噶尔之意图，但探窥土尔扈特究有多少实力，则应属可能，此其六。

图理琛仅為使团成员之一，主其事者乃太子侍读殷扎纳，但《异域录》為图理琛所撰，因此书之问世，使图理琛成為使团之主角，殷扎纳之名反而不显，依常理推论，使团果真负有何种秘密任务，不宜见诸文字，而必须以口耳相传者，自是交待主其事之殷扎纳，图理琛自不得预闻，此所以《异域录》中无法看到任何有关联合土尔扈特一夹击準噶尔之记载。但依当时情势而论，清廷确实有此需要，此所以西方史家有各种推论，此其七。

总而言之，《异域录》乃為一本极為奇特之著作，既為第一本国人途经俄罗斯将所见所闻加以记录之著作，也為首度对徙居伏尔迦河下游、里海北境土尔扈特蒙古情形宣之於世之著作，而《异域录》一书对出使万里之目的，过於单纯化，反留下无限推想之空间，颇值一读再读，更盼有学者专家能為之作註，则更有利於研究此一时期之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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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中国丛书综录》，转引自冯锡时〈图理琛和他的异域录〉一文，文载《图书评介》1979年第四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编印。但此处係转引自郭蕴华〈图理琛使团出使土尔扈特部和异域录一书〉，文载《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集》内蒙古大学，年，页441-448。

[2] 满洲初起时仅有黄、红、蓝、白四旗，后以人数增多，扩充為厢(或作镶)黄、厢红、厢蓝、厢白连同原有之四旗，共有八旗，后又增加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满族随旗移动，故但有旗籍，无地方籍贯。

[3] 马汝珩、马大正《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中国社科出版社，1991年，页102。

[4] 清内阁官，位在侍读学士之下，掌勘对本章、检校签票，有满洲、蒙古、汉军、汉人各一人。

[5] 土尔扈特係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厄鲁特或作额鲁特、卫拉特，即明时之瓦剌，其四部為:準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及和硕特，其中土尔扈特係成吉思汗初起时之克烈部王汗之后，其原非蒙古而入於蒙古，是《元史》、《新元史》所谓之野达达。大约於明末崇禎年间因与準噶尔争夺牧场，遂在其汗额尔勒克率领下举部迁往伏尔迦河下游、里海北境游牧，详请见刘学銚《土尔扈特源流典考证校补》蒙藏委员会，1970年，及註3所引书。

[6] 理藩院係由蒙古衙门改设，掌理边疆民族事务，兼办涉外事项，直至清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前，理藩院均兼办外交事务。

[7] 阿拉布珠尔係土尔扈特汗阿玉奇汗之堂弟，与其母於康熙三十七年(1698)率眾赴西藏礼佛，归路為準噶尔汗策旺阿拉布所阻，不得已向清廷请求归附，清廷遂准其在党色尔腾游牧，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封阿拉布珠尔為固山贝子，此即额济纳土尔扈特部之由来。按清爵位分亲王、郡王、贝勒、贝子、辅国公及镇国公六等。雍正七年封其子為多罗贝勒。至於阿玉奇汗则係额尔勒克之曾孙，其世系详註4刘著书附表。

[8] 如满文与蒙文之异同，图理琛或基於满族之尊严，作错误之回答，其实满文係借用蒙文字母另加圈点以拼写满洲话。而蒙文(指老蒙文)则係借用回紇文字母拼写蒙古语，事在成吉思汗灭乃蛮时，由乃蛮塔塔统阿所创制，元世祖忽必烈时又命藏僧八思巴创蒙古新字，以為国书，惟元亡后蒙古新字逐废。1924年苏联在外蒙古强行推用与斯拉夫字母相同之新蒙文，目前通行於外蒙古。在厄鲁特蒙古地区另有托特体蒙文，係蒙僧咱雅班智达所制，用以拼写厄鲁特蒙古语。此外有关有关新、旧满洲之回答极佳。

[9] 西域有广狭二义，其狭义者指天山南北两路，也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义之西域则指今中亚地区，无论张博望或班定远其行程均未至中亚。

[10] 如兹拉特金《準噶尔汗国史》.C. D. Barkman〈The Return of the Torguhuts’ from Russia to China〉.法人加斯东•加恩《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係史》均作此种认定。

[11] 《异域录》卷上页2。

[12] 按策旺阿拉布坦係准噶尔噶尔丹汗兄之子，颇受噶尔丹之欺凌，曾求婚於土尔扈特阿玉奇，阿玉奇汗以女嫁之，并由其子散扎布率一万五千户送阿玉奇之女至策旺阿拉布坦处完婚，会清康熙击灭噶尔丹，策旺阿拉布坦遂长準噶尔，至是策旺阿拉布坦留散扎布所率之一万五千户不使归，双方交恶。另在阿玉奇汗遣使致清廷所上疏言中曾说出「所差遣之使，乃吾心腹小役，圣主若有密使，请赐口諭。…….」而此项讯息有仅出现於康熙予阿玉奇汗之「圣旨」中(详上文)，双方果有任何秘密约定，极可能也為口述方式，果而，西方史家之疑惑，或许并非全数子虚乌有，扑风捉影之举，而康熙将之录予其圣旨之中，似含有将阿玉奇汗前此之承诺(假设有此项夹击策旺阿拉布坦之承诺)，加以「套牢」之意，手法至為细緻。

[13] 刘学銚《额鲁特蒙古与达赖喇嘛》，此文尚未发表。

[14] 《康熙諭阿奇玉汗敕书》是一件用满文书写的文献，其全文不见于《清实录》等汉文文献，就是在图理琛《异域录》中也只是摘抄的片断。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已发现这个敕书的满文与托忒文的全文。满文敕书全文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汪玉明同志译成汉文，载于1984年第2期《民族研究》(见马大正、郭蕴华:〈’康熙諭阿玉奇汗敕书’试析〉一文);敕书的托忒文全文载金锋搜集整理:《蒙古文献史料九种》的第133-134页，1983年由呼和浩特市蒙古语文歷史学会编印。关于敕书发现的经过，亦请参阅马大正、郭蕴华同志文章，这裡所引的敕书汉译全文，即由马、郭文章中转录而来。

[15] 魏源《圣武记》页82，称噶尔丹仰药而死，温达《亲征朔漠方略》也作此认定。但吕一然《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噶尔丹”服毒自杀”说辨偽〉一文，考定噶尔丹乃得病而死，并认定《康熙实录》篡改為「饮药自尽」该书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1991年，页66-70。另《準噶尔汗国史》也作类似认定。依常理而论，準噶尔曾出家為喇嘛，依佛教教义，自杀者永世不得超生，是以仰药自尽之说，未必可信。伊凡•翁可夫斯基《伊凡翁可夫斯基出使记》，但此处係转引自若松宽〈策妄阿拉布斯坦的崛起〉一文，该文辑入《清代蒙古的歷史与宗教》一书，马大正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页 100。章嘉呼图克图以呼毕勒罕转世，始於阿旺罗桑曲殿，时為康熙年间，刻意為其在北京，建立二十所大寺，復下詔使其辑抚青海左右翼二十九旗蒙古，造汇宗寺，另在五台山建十座寺庙，详见彭处衍《章嘉活佛》，曾在《慈云杂志》连载，笔者将之剪辑成书。

-----刘学銚　　中原大学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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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否有整理过的《异域录》，原书中有很多旧满文，是否有新满文的本子。
作为一般的学习者，没接触过老满文。我从anaku下载了djvu格式的异域录满文版和汉文版。

这是一般人能见到的为数不多的满文文学类作品(至少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读)。

引用:

原帖由 君子阳阳 于 2008/5/7 21:17 发表
不知是否有整理过的《异域录》，原书中有很多旧满文，是否有新满文的本子。
作为一般的学习者，没接触过老满文。我从anaku下载了djvu格式的异域录满文版和汉文版。

这是一般人能见到的为数不多的满文文学类作品( ...

我通读过啊   没有老满文啊  都是新满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