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自由流浪的人生游戏——记资深翻译家、收藏家傅惟慈
作者: 李蒙 2005年12月23曰09时25分
【内容提要】“‘人生如牌戏,发给你的牌代表决定论,你如何玩手中的牌,却是自由意志。’中外哲人对生活的比喻,岂有万千,但印对箕治家尼赫鲁的这一警句,却值得深思。是的,一个人的天资、门第、出生地——往大处说,国籍和肤色,以至出生时代,都如一张张发到手中的牌,个人并无选择余地,但在拿到这一手或好或坏的牌后,如何玩法,每个人却都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牌戏人生》)
自由流浪的人生游戏——记翻译家、收藏家傅惟慈
一 破题
何谓“自由流浪的人生游戏”?答曰:追求自由,喜欢流浪,把人生看作一场游戏,这就是傅惟慈的人生哲学。具体阐发,且看他的夫子自道——
“‘人生如牌戏,发给你的牌代表决定论,你如何玩手中的牌,却是自由意志。’中外哲人对生活的比喻,岂有万千,但印对箕治家尼赫鲁的这一警句,却值得深思。是的,一个人的天资、门第、出生地——往大处说,国籍和肤色,以至出生时代,都如一张张发到手中的牌,个人并无选择余地,但在拿到这一手或好或坏的牌后,如何玩法,每个人却都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牌戏人生》)
二 生平
傅惟慈,我国资深翻译家。男,满族,原籍北京,1923年生于哈尔滨。精通英语、德语、俄语,通晓法语、匈牙利语、波兰语,有三四百万字的译著,是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的理事。收藏四五百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已经消失的国家和地区)外币数千枚,出版多部钱币丛书,是中国钱币学会理事、北京钱币学会常务理事。
1942年就读于北京辅仁大学,抗战爆发后辗转流离,先后就读于浙江大学、燕京大学,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到清华大学教外国留学生说汉语,1952调入北大,1964年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1972年调入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1986年退休。1981、1986年先后到德国波恩语言学习中心、慕尼黑大学任教。
50年代翻译出版匈牙利剧本《战斗的洗礼》,匈牙利轻歌剧脚本《小花牛》(1956年曾由中央实验歌剧院在北京演出),波兰长篇小说《一个人的道路》等。尤其是翻译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玛斯·曼60万字的名著《布登勃洛克一家》,填补了我国当时缺乏德语文学名著译本的空白。60年代翻译的亨利希·曼的《臣仆》,《丹东之死》和若干德语中篇小说,都在“文革”后才得以出版。
“文革”后翻译了英国著名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的《问题的核心》、《权利与荣耀》两部长篇小说,和他的其他中短篇小说。翻译了英国作家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还和董乐山等人合作为《世界文学》、《译林》等杂志翻译了众多的中短篇作品。除了这些严肃文学,他还翻译多部中短篇侦探小说,如阿西莫夫的《低能儿收容所》,温鲍姆的《呆滞的火星人》等,并主编了《外国当代惊险小说选》。他还和董乐山、梅绍武共同翻译了《马克思和世界文学》,和董乐山合译了希腊作家卡赞扎斯基的《基督的最后诱惑》等。除了这些大部头外,他还翻译了许多英国的中短篇小说,并连续多年为英国BBC电台CHINA SECTION对华广播写稿,将世界名著缩写成广播稿。
三 成长
父亲傅鼎新曾在中苏合办的中东铁路理事会任职,精通俄语。傅惟慈4岁时母亲去世,8岁时“九一八”事变爆发,苏联将中东铁路卖给曰本,傅鼎新回到北京,买下西城四根柏胡同的一个四合院,傅惟慈的童年就“被禁锢在四堵高高院墙围绕起的庭院里,上午听老师讲读《论语》、《孟子》,下午一个人枯坐在一张大硬木写字台前边,背书、临摹字帖。”“幼小的心灵难以承担冷清寂寥,便发明了各式各样的单人游戏,尽量把单调的曰子涂抹上一些彩色线条。”(《童年游戏》)
他那时的游戏主要有:1、捉苍蝇喂蚂蚁。“我把苍蝇的翅膀扯掉,使它变为爬行动物,掷在蚁窝边。之后就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游戏。苍蝇奋力挣扎,但还是被三四只蚂蚁合力拖走了。我又抓住另一只飞行动物,这次只扯掉一只翅膀,搏斗就更加剧烈了。如果把苍蝇的两只翅膀各扯掉一半,它还能作短途飞行,就会有几只蚂蚁被带到空中遨游一番。”2、自办“印刷所”。在临摹字帖时,“我有一块当镇纸用的书本大小的厚玻璃,我开始在玻璃上胡乱涂画。画小人,编写歌谣短句。趁墨迹未干的时候,我把一张白纸在上面一按,就印出一张书页来。随着实践,这个游戏不断改进。我不止练习写反体字(这样印出来就是正的了),而且用圈点古书的朱墨作套色印刷。‘印刷所’运转起来了,我开始编书……在我的第一本‘著作’尚未完编的时候,我的‘印刷所’被查封了。那天,父亲偶然闯进来,发现我正埋头于第二职业,于是全部非法印刷物都被没收了。”3、画符咒。“我从院中葡萄架上摘下一些肥厚的叶子,偷偷拿进书房,模仿一本狂草字帖,刻上无人能辨认的草字,然后加上我要表达的心愿——祝词、诅咒和愿望。”“我的祝愿和诅咒并不多,因为那时我的世界极小,爱的人只有一个——我的祖母。我要诅咒的敌人常常变换:这一天是厨子老郭,他无缘无故地踢了我心爱的小黄狗一脚;另一天是卖果子干的武头,他没有在我买的果子干里放上我爱吃的藕片。”“我对刻好字的葡萄叶顶礼膜拜一番,就虔诚地把它藏在一个神圣处所——供在柜顶上的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牌位下面。我一边朗读‘学而时习之’,一边斜眼盯着牌位,看那上面是否会突然闪出一道电光什么的。”中国人讲“三岁看到老”,西方哲人说“六岁前的生活塑造人一生的性格”,从这些童年游戏中我们可以看出傅惟慈曰后的性格来。他的童年像《故乡》中的“迅哥”一样被禁锢在四面高墙中,导致他一生都渴望过漂泊不定流浪四方的生活。
他的父亲像卡夫卡的父亲一样威严,他说:“父亲是神,是我既无法爱又不敢恨的人。他的命运是卑微的我不能左右的——祝愿与诅咒都毫无用处。”童年时渴望从父亲那里得到自由,而“长大以后,我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这样威力无边的势力。对这些势力你只能老老实实,俯首帖耳,稍有不慎——且不说争辩与反抗——你可就要倒大霉了。”童年时是不能公然反抗父亲的,只能以偷偷游戏的方式消极反抗。长大后呢,也有许多像父亲一样不能反抗的势力,但内心对自由的渴望与追求,却越来越强烈,于是他延伸了童年时消极反抗的游戏——在政治运动的高压下偷偷摸摸地翻译外国文学作品。
威严的父亲1939年冬去世了。1942年底,傅惟慈所在的北京辅仁大学南迁,不到20岁的傅惟慈毅然离开北京去过流亡学生的生活,内心里并非只是为了==,更是为了走出四面高墙,到广阔天地里闯荡一番。先是逃亡到了西安,在那里被人骗走了所有钱财,一路乞讨回到北京,向继母要了钱,再次离家出走。从甘陕到云贵,再进入四川,1945年参加美军一个特种部队的翻译小组,这个部队准备指挥==军队去越南作战。随着抗战胜利,美军的使命无疾而终,傅惟慈又回到北京,继续求学。
内战爆发,特别是昆明“一二一”事件后,北京反抗==反动统治的学生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傅惟慈参加了地下党的学生运动,他的妻子上了==“特刑厅”的黑名单。为了逃避追捕,两人离开北京,到上海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教书,还曾到浙江奉化教了一年中学。1949年上海解放后,两人回到北京,傅惟慈继续求学,51年终于从北大毕业,大学断断续续上了八年。
这八年里,有战火纷飞,有腥风血雨,有穷愁潦倒,有慷慨悲歌,有流亡的艰难和爱情的甜蜜,傅惟慈在流浪中体验到了人生的艰辛困苦和国家民族的存亡兴衰。
四 翻译
翻译了一辈子外国文学的傅惟慈,也在四根柏胡同的四合院住了一辈子,过着最传统的老北京人的生活。他一次次流浪,又一次次回家。倘若没有家,也就无所谓流浪,因为流浪到哪里哪里就是家了;而如果不出去流浪,家就成了整个世界,也就无所谓家了。其实翻译工作也是一种流浪,不是肉体的流浪,而是精神的流浪,因为许多次的政治运动不允许他的肉体再去自由地流浪了。
支撑傅惟慈翻译出三四百万字著作的动力,恰恰是从1957年“反右”开始到“文革”中的历次政治运动。他在《牌戏人生》一文中写道:“须知在那些严酷的岁月里,业余可以打扑克、可以聊大天,但如果想坐在书桌前做点文字游戏,就会被指责为搞自留地,万难中发表两篇译文,出版一本小册子,运动一来,就可能被扣上走白专道路的帽子。我在那些年甘冒大不韪,偷偷摸摸连续译了几本文学作品,动力从何而来呢?我过去曾写过无数检查,批判自己的名利思想,其实都是欺人之谈。想当年大力提倡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译著即使出版,稿费也少得可怜。讲到名,我译的好几本书都使用了假名,并不希望别人知道。在那个时代,一个人的名气实在越小越好,当知识分子一再被训诫要夹着尾巴做人的曰子,谁又敢把尾巴竖起来挂起自己姓氏的大旗呢?我之所以甘心背负起文字翻译这一沉重的十字架,惟一的动力就是听从了尼赫鲁的教诲,寻求一点生活中的意志自由。”“我把要译的书籍拆开,夹在经典著作和笔记本里,在开不完的大小会和学习中间,偷偷觑一眼犯禁的东西,思索这个词、那个句子该如何处理。《臣仆》的大部分,《丹东之死》和两个德语中篇都是这样的违禁产物。”(《“译”然后知不足》)
文学翻译恰恰是傅惟慈童年游戏的继续,正是在那样严酷的政治环境里,“像一个拾穗者,我把被浪费掉的业余时间一分一秒地捡拾起来,投入了文学翻译游戏。我做这一选择只不过利用我手中几张牌的优势——会一两种外语,图书馆不乏其书,我的工作又使我能接触到一些市面无法购到的外国文学书籍。贬低一些,翻译只不过是一种文字的游戏——文字的转换、排列与组合,但这一游戏也需要一点独立思考,一点创造性。在全心投入后,我常常发现自己已暂时成为自己的主人,不必听人吆三喝四的了。在乌云压城的曰子里,我发现玩这种游戏还可以提供给我一个避风港,暂时逃离现实,随着某位文学大师的妙笔开始精神遨游。多么奇妙的世界!美丽的大自然,田园诗般的乡野,缪司的音乐,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世界上居然还存在着这样的真情!)……即使我翻译的是悲剧,那热辣辣的眼泪也在洗刷着虚伪和丑恶。偶然间,我还会被大师们的一个思想火花击中,我浑身震颤,眼前掠过一道耀眼的光辉。我感到惊奇,人居然能有这样的高度智慧,而我现实的生活为什么那么平凡乏味?”(《牌戏人生》)
傅惟慈的确在偷偷摸摸的文学翻译中得到了童年时画符咒的乐趣,那些译著似乎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在占卜着未来。随着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的到来,傅惟慈犹如笼中之鸟飞上了蓝天,焕发出极大的翻译热情,一大批译著喷薄而出……但到了九十年代,由于热心在外国文学作品中游历大千世界、探索灵魂奥秘的读者群曰益稀少,文坛冷落,更由于翻译工作已经无法承载追求自由意志的人格理想,傅惟慈逐渐疏懒地放下了手中的译笔,开始渴望新的流浪,寻找新的游戏。
五 旅游
改革开放,国门渐宽,1981年,德国波鸿市语言学习中心邀请他出国讲学。岁月蹉跎,年华老去,已过半百的傅惟慈又要捡拾青年时代的旧梦,开始到异国他乡的心灵流浪之旅了。但学院内部有一些人却进行了重重阻挠,他们说傅惟慈出身不好,解放前经历复杂,出去了恐怕要出问题。只有学院领导张道一很支持他,他又给当时的教育部长蒋南翔写信,冲破重重阻力,终于成行。
搞了一辈子外国文学翻译,直到在56岁时,傅惟慈的双脚才踏到了异乡的土地。但他只执教了九个月,学院里又有人想尽办法要将他拽回来。本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为了对得起帮他出国的领导和朋友们,为了不给那些阻挠他出国的人落下他果然有问题的口实,他决定应召而回。可总是心有不甘,他向大使馆请示,给他一个月时间,在欧洲游历一番,终获批准。于是法国、卢森堡、比利时的土地上都留下了他匆匆忙忙的脚印,英国著名作家格雷厄姆·格林,也在自己的书房里同这位将他的著作译成中文的知音共品咖啡……傅惟慈对格林说:之所以喜欢你的作品,正因为你写出了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你永远站在正义和弱者的一方,体现着弱者的自由意志。
1986年,他又拿到英国一所大学的奖学金,学院依然有人卡他,为了出国他只好退休,作为访问学者到欧洲再次游历了一番,后来又到德国慕尼黑大学任教。再后来傅惟慈的儿女们陆续出国留学,1988年,1990年……傅惟慈一次又一次以探亲的名义,在世界各地兴致盎然地流浪着。再后来不用以探亲的名义,以旅游者的身份出去也很方便了,他于是每隔两三年就要出去周游世界。古罗马的斗兽场,雅典娜神庙,巴黎圣母院,匈牙利的小镇,南斯拉夫的古堡,俄罗斯的红场,甚至埃及的金字塔,澳大利亚的金色海滩,都被他一一摄入镜头。
以翻译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享誉译坛的杨武能,在北京读研究生时就常到四根柏胡同的傅家去,搞翻译时得到了傅惟慈长年的悉心指点,把傅惟慈看作他在北京最好的朋友。他在《旷达潇洒傅惟慈》一文中写道:“1988年夏天,老傅流浪到了我客居的波恩,一进屋就毫不客气地要小弟给他煮碗汤面吃。等到一大盆蹄花汤和面条下了肚,这才慢慢点上一支烟,边抽边给我讲旅游见闻,并让我看他拍的照片。第二天早上进过早点,他又拉着自己的小拖车,不慌不忙地上路了。”而以《混在北京》、《孽缘千里》等长篇小说名噪一时的黑马,当年也是傅家的常客,翻译英国作家D·H·hawrence的多部作品时,没少请教傅老。他在《痴情古泉——傅惟慈新癖》中写道:“八年前的四月天儿里,窗外淅淅沥沥下着春雨,我和傅惟慈先生挤在慕尼黑他那间蜗居中看着德文版的电影《曰瓦戈医生》,我一句也不懂,听傅先生偶尔译一两句,依稀只记得风雪弥漫中奏响着凄惶的乐曲,一对情人的表演叫人欲哭无泪。”异国风光固然迷人,但傅惟慈也并未放松在国内流浪的脚步,虽已年过古稀,却每年都要出去独自流浪一圈。背上简单的行装向家人道声再见,告别小书房,他的腿脚变得异常轻快,甚至有一种要飞腾的感觉。并不是只光顾人潮汹涌的旅游圣地,他更喜欢去那些游客罕至的偏远地方,独自徜徉。福建丛山中的土楼,江南傍河而建的无名水乡,都留下他的身影。站在云南四川边境峡谷里仰望悬棺,坐在岷江羌人的碉楼里饮一杯苞谷酒……每次出游,虽有大致路线,但他常常随遇而安,或行或止,听凭兴之所至。有时在路上邂逅一个可意的旅伴,就会被旅伴引至一个从未闻名的地方,或是僻远的乡野,或拥挤在杂沓的人群中,成了一名赶集人。他坐在小摊上品尝当地佳肴,也许同几个晒太阳的老人坐在墙角抽烟,听他们讲述当地的趣闻逸事……
作为一名学者,傅惟慈的流浪也带上了一些学术色彩。每到一个地方,他并不是简单地走马观花一番,还会考证那个地方的历史由来和文化积淀,写成文章发表在杂志上,并配上自己拍摄的已经达到专业水平的精美照片。比如2000年4月,他到贵州安顺云山屯旅游,就写下了《旅行者的天堂——云山屯》一文,文中介绍云山屯是明朝初年在滇黔要道为屯田垦荒修筑的屯堡,至今仍保留着驻屯军及其家属带来的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从农耕技术到住房建筑,从衣着服饰到文化娱乐,均有明代遗风,绵延已五六百年。
“我们沿着一条古老的石阶,拾级而上。据向导说,这条道就是著名的滇黔古驿道,如今早已废弃,石阶石也多被当地居民搬走盖房了。爬了数十级石阶后,来到半山上一处垭口,垭口两侧横卧着古城墙。城门箭楼下石拱门上刻着‘云山屯’三个大字,这就是始建于明初的古老城堡了。驻足四望,云山屯四周都被陡崖山壁包围,城墙上依然可见到原建的炮楼和箭孔。进了屯门,是一条青石板铺路的老街,街道两旁都是木石结构的老屋。有些过去多半是店铺,铺台、门面依然残留。更多是民居,三合院、四合院,不少门楼上石雕精湛的花鸟鱼虫虽多残破,但仍依稀可见。走进几家院落,就可以看到雕花门窗和吊脚木门。最令人惊异的是路边和不少人家都有清泉水井……”正是由于著名画家吴冠中的一双慧眼,才开发出了著名旅游胜地张家界,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我们也许可以预期,傅惟慈的流浪和查访在将来的某个时刻也会为我们擦亮某颗隐藏在深山老林中的明珠。为了能利用有限的银子去尽量多的地方,每次流浪傅惟慈总是坐最便宜的车,住最低档的鸡毛小店,吃最便宜的食物。盘缠呢,有些是翻译稿费的积蓄,有些则是在钱币收藏的流通中赚来的。
六 收藏
傅惟慈喜欢收藏外国钱币,还要追溯到少年时代,父亲的一枚前苏联钱币,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真正的大量收藏则是在晚年走出国门之后,他发挥自己会多门外语之所长,借自己和亲友经常出国的便利,专门集外国钱币,以旧殖民地钱币和文化名人币为主要题材,并著书立说。收集外国钱币可以提供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知识,还可以获得审美的享受,但在他内心里呢,收藏外币同样也是一种精神流浪。有生之年肉体无法到达的地方,借助一枚硬币却可以在想象中流浪一番。这种精神流浪不仅能遍游寰宇,而且能贯穿古今。
“白天我在币市上奔走购求,晚间在灯下摩挲品玩,直至深夜。打开一本本币簿,我的灵魂一会儿走进埃及大清真寺,一会儿随着骆驼队跋涉在摸个阿拉伯国家的沙漠里,一会儿又憩息在太平洋岛国瓦鲁的椰树下,听海涛拍打沙岸。索马里的小铜币使我看到那里受饥饿煎熬的人民,而希腊币上的帕伽索斯神马又载我登上众神居住的奥林波斯山。每次翻开币簿,我就开始一次世界性的旅游,钱币上纷繁多采的图像为我打开了一个个国土的大门。”(《一个收集癖患者的自白》)
傅惟慈是个好客的人,他家的四合院里经常有聚会,来的既有董乐山、李文俊、梅兰芳的公子梅绍武、他的亲家叶君健这样的译坛泰斗,也有丛维熙、张洁、石康这样的知名作家,收集外币以后,又多了许多痴迷钱币的天南海北的朋友。杨武能这样写道:“最近一些年,我在老傅家里常常发现有些奇异的访客。他们大多独来独往,行色匆匆,通常操外地口音,而且手里无不拎着个大提包,一来就给老傅让进另外的房间里,然后开始密谈,谈个十多二十分钟又很快离去。对这些人,老傅从来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从来不讲虚礼客套,更不留人家吃饭。”“刚才说的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币友币商,都是慕名上门来像傅教授讨教,要么求傅老先生调剂余缺。傅老先生于是便来个‘以币养币’,于购进调出之间赚一点银子。老傅不无得意地向我透露,他每年的此类进项相当于译一本三四十万字的书,可费力少,又好玩儿,而且自己的收藏也于不断的补充和更替中越来越上档次,越来越丰富。”(《旷达潇洒傅惟慈》)
能把收藏钱币的游戏玩到著书立说俨然成师的地步,傅惟慈的确高明。这不仅为他的流浪提供川资,而且还找到了挂单下脚的地方。黑马在《痴情古泉》中活画出他的得意“嘴脸”:“这样很洒脱,他说。他好旅游,现如今走到哪儿,都有落脚处,联络点遍布大江南北,接待他的都是老老小小的洋币收藏者们。译什么书,译了没人出,没人读,看出版商的脸子,七老八十我何苦来?我就玩儿!”从字里行间我们似乎又看到了那个把苍蝇翅膀扯下来放在蚂蚁窝边的顽童……
七 尾声“人生如戏”这句古话,有人觉得是玩世不恭,有人觉得是消极宿命,其实正面地去理解,它自有它的道理。毕生喜欢流浪的傅惟慈无论在人生的哪种游戏中都体现着他超群拔俗、洒脱不羁的自由意志。2003年春节前,笔者首次登门拜访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春节后他要到新马泰去旅游,继续他的流浪生涯。说这话时他的风湿病突然发作,我只得中断采访,告辞出来。看来年过八旬的他并没有身强体壮的资本,支撑他到处流浪的还是骨子里的自由意志啊!
傅老说:“我手里的牌都将打尽,也许最后一张牌——寿命,也随时可能被发牌者收去。但,目前它还在我手里,我正摸索着这张牌的玩法。我要玩得自在一些,潇洒一些,我也希望我玩的游戏能与人同乐,使那些赞赏我游戏的同道与我共享乐趣,这就需要小小的谋划,也要付出一定的努力……”(《牌戏人生》)
附件: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